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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新作《书房一世界》之《硬木树桩 · 唐罐 · 三老道喜图》

这个硬木树桩在我书斋一张矮桌上,已经静静呆了二十年。个中的理由,还是为了一种纪念。

它与我的一篇散文《珍珠鸟》有着很美妙的关系。

这散文1987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几年后,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通柴油机械厂竞选厂长,其中一位竞选人张逸民获胜当选。这家工厂很大,两千多员工,竞选激烈,当选的张厂长虽然自信满满,却担心人们是否信任他,竞选中反对他的员工是否担心会遭到报复,怎么表明自己的真心,从而将全厂员工凝聚起来?他就职那天上台演说,出乎意料没有发表任何宏论与誓言,竟然当众背诵了我这篇颂扬善意与人性的散文——《珍珠鸟》。他的真诚感染了全场职工,得到热烈的呼应,顺利地就了职。

后来一篇报道说,新任南通市的市委吴书记,也是个作家。他听到这事,感觉很新鲜,骑车到柴油厂,见到了张厂长就说:“是你的珍珠鸟把我引来的。”张厂长说:“我讲大道理,说不定人家不乐意听,我借助作家的《珍珠鸟》来表述我的心愿,我愿意做爱惜珍珠鸟的人,也愿意做被珍珠鸟信任的人。”

这件事当时影响挺大,被传为美谈。

我却由此很敬佩南通人的文化素养。由于他们拥有对文学的感受力,一篇小小散文居然产生如此奇妙的效应。其中尤其钦佩的是这位张厂长——他的文学修养,还有他的智慧。文学本来是潜移默化和间接地影响生活的,他却赋予文学一种直接的化解生活纠结的效力。这是他的一个创造。

本世纪初,我与诗人吉狄马加、表演艺术家焦晃要一起到南通,应当地政府之邀为他们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建议。没想到,身在南通的张逸民听到了消息,来宾馆看我。由于当年那个“奇缘”,见面甚亲切。

此时他已退休,喜欢收集各种硬木雕刻的工艺品。他特意带来一件手工精仿的树桩式的花盆座,给我做纪念。

我不会忘掉那件意味深长的往事,这个纪念品一直放在我书斋里。

这个硬木树桩与《珍珠鸟》有美妙的关系

那年,去宝鸡考察民艺。途经西安,与平凹一聚。这一天,正赶上平凹获茅盾文学奖,人逢喜事精神爽,喝酒吃肉,交谈甚欢。我们没有讨论文学,所说全是书画古物。古人说的对:开口必言诗,定知非诗人。整天写得很累,反而想说点别的。再说平凹与我,都着迷于书画文玩,平日心得颇多,说来兴致则高。饭后,他邀我和妻子同昭去他家的书房,看看他的收藏,我们自然欣然愿往,遂去了。

爬上他那座楼的楼上,便是他的书斋。这地方也只是个书斋,没有卧室。满屋除去书,便是古物。应是他爬格子、玩古董的地方。这很不错,写累了,玩玩古董,也是我爱做的事。

西安是十多个王朝之都,其中又有大汉大唐,地下的好东西挖不尽,地上的好东西堆成山,其中一些堆在他这里,因为他喜欢。他喜欢神像、异兽、奇石、怪木,这些东西未必价值连城,他也不会叫那些镶金嵌玉的俗物进入他的书斋。于是,种种老东西便带着各自的美与灵气,神头鬼脸地挤满他的书斋,把他的书桌密密实实地围着。

我和他边看边议。我忽对他说:“我曾对你说,你送给李陀一个汉代的陶仓,挺不错,你也得送我一件。你当时还说,我家的罐子任你选一件,只能一件,这话今天还算数吗?”我的话多半是逗笑。

谁料他分外认真地说:“你选一件吧,哪一件都行。”他说得很大方。

这一来,反叫我不好挑选,平凹叫我妻子选。我妻子是单纯的人,居然一指那边一个柜子说:“我喜欢柜子里边那个彩陶罐。”

我吓了一跳。他这书斋三面靠墙全是柜子,里边塞满各式陶罐,多是汉罐,只有一个彩绘的陶罐,怎么叫她看到了?其实我刚刚也看到了。颜色挺鲜亮,应是大唐。我虽然没有细瞧,却知道是件不错的东西。妻子是画画出身,当然知道审美的优劣。可是她这一指,一说。我看到平凹的神情出现一个停顿。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罐子究竟有多好,接着打趣说:“你们瞧,平凹脸色都变了。”

同来的朋友们听了都笑起来,要看平凹有多大方。平凹拉开柜子的玻璃门,缓缓取出这唐罐,用手轻轻抚了抚,好似要把他的孩子托付给我,然后拿到书桌前,在罐子的下沿写了一圈字:

送大冯同昭留念 戊子 平凹

他把罐子给我与妻子。大家看着我们之间一赠一收,都笑着,还用手机拍照。可这时我明白了,这唐罐在平凹眼里决非一般。倘若只是寻常的馈赠,他不会题字。他如此郑重题字,正说明这罐子是他心中之所爱。

这反而叫我于心不忍。原以为讨一件好玩的东西,高兴一下,却无异于入室掠夺了。我对他说:“我要送你一件石造像。”

待回到天津,把这唐罐摆在桌上仔细一瞧,真是典型的盛唐!器型膨亨,图象饱满,牡丹花开,祥云缭绕,大气自由,特别是罐上的朱砂石绿——敦煌唐代壁画所用就是这种颜色,虽然历经千年,色艳犹然光鲜。这样彩绘的唐罐很少能够看见。再想起他当时慢腾腾从柜中取出这罐子的神气,那时他是不是有点依依不舍?但究竟他把这罐子给了我。朋友的厚道与慷慨也在这不言之中了。

后来,有人要用一个北魏的佛碑与我换画。我看这佛碑甚好,待换到手后,便对学院的工作人员说:“不要放进博物馆,留起来,等将来贾平凹来玩时,我要送他。”

平凹割爱的唐罐

八十年代初,初入政协时,文艺界委员多是老者。比如贺绿汀、张君秋、李可染、李苦禅、沙汀、冯牧、阳瀚笙、萧军、李焕之、胡风、林散之、张乐平等等。其中三位老人很要好,总在一起,便是吴祖光、黄苖子和丁聪。我读过吴祖光的书,喜欢丁聪的漫画;当年习画时,从黄苗子关于国画的史论中受益良多,所以与他们谈得来。

一天午餐后,黄苗子对我说:“你要是不睡午觉就到小丁(小丁是丁聪的自称,也是别人对他的爱称)房间来,小丁从家里带来了笔墨,咱们一起画画。”我听了很高兴,随即去到丁聪的房间里。桌上已摆上了纸笔墨砚。三老叫我先画,我礼当承命,画了一小幅山水,用的是我擅长的宋人北宗的笔法。我作画时,三老边看边评议。他们是长辈,自然还不时对我夸赞几句。

可能由于我这一画,把丁聪的画瘾勾起来了。他说:“我画什么呢?我给大冯画张像吧。”跟着就在桌上铺了一张宣纸,用镇尺压好纸边。

“大冯”也一直是文坛上无论老少对我的昵称。

我很高兴,在他身边坐端正了。丁聪笑道:“你甭像照相那样,自管随便说笑,我有时能看你一两眼就行了。”

黄苗子最爱与丁聪打趣,他说:“他看你一两眼也都是做做样子,不然算什么画像呢。其实他背着你一样画。”

丁聪笑道:“像不像就不好说了。”

黄苗子的话不假,丁聪好像只瞅了我两三眼。当我忍不住瞅一眼他笔下的我时,真棒,一看就是我!

他画画不起稿,下笔自如又自信,线条清晰又肯定,一笔画过,决不修正;然而我的特征:潦乱的头发,肥厚的嘴唇,八字眉,下巴上刮不净的胡茬,总是带点疲倦的眼神,还有那时刚刚出现的眼袋……全叫他抓住了。而这里边,隐隐还藏着他特有的“丁氏的调侃”,他的幽默,他的机智。他很快画成,大家都称好。小丁便署款署名。

就在这时,张贤亮穿着拖鞋跑进来找我。会议上,张贤亮与我同屋,我俩住丁聪房间的下一层。贤亮说我妻子同昭来电话,叫我快去接。还告诉我,我妻子说我家的住房领导批下来了!

哎哟,这可是天大喜讯。

我自地震后一直住在楼顶上半临建式的小破屋里,困难重重,受尽苦楚,自不必说。那时住房由国家分配,为了请求领导帮助解决,跑了几年,快把鞋底磨出窟窿来。这事谁都知道。当三老听说我这“天降之喜”,竟然高兴地鼓起掌来。我在掌声中一蹿而起,跑出去,等不及电梯,从楼梯连蹦带跳地下去,回屋抓起电话,听着妻子讲述这大喜之事的全过程,脑袋兴奋地发胀,什么内容都没听清,只觉得妻子的声音在话筒里发光。

待我再次进到丁聪的房间,除去三老三张可爱的笑脸相迎,还有一幅画放在床上,正是丁聪为我的画像。上边还多了吴祖光和黄苗子的题句。吴祖光写的是“苦尽甘来”。吴祖光为人耿介爽直,口无遮拦,言尽心声。这四个字既是对我的祝愿,也是当时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深切的期望。黄苗子则是轻松快活地道出了此时此景此情:

人生何处不相逢,

大会年年见大冯,

恰巧钥匙拿到手,

从今不住鸽子笼。

没想到这原本是一张画像,现在变成了“道喜图”!

这幅画一直挂在我书房外边的墙上。三十年过去,三老都不在了,但画还在,人间的情意依然还在人间;历史则被这些笔墨记下。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书房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