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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宝星:我始终在坚持用最简单的文字去写最复杂、最沉重的故事

梁宝星,1993年生,广东肇庆人。发表有长篇小说《金属婴儿》、中篇小说《他的河流》《南方一去不回》,作品散见于《作品》《野草》《南方文学》《山西文学》等刊。现为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某出版社。

此刻被困在盒子里的想必不只我一个。

小区处于半封闭状态,从1月29日到2月21日,我只出了四次门,电梯和走廊充斥着消毒水的气味,隔着口罩都能闻得到。街上没几个人,偶尔有公交车开来,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司机载着空气在路上游荡,这是我在广州经历过的最安静的一个春天。

出租屋朝北,少有阳光,把门打开一条缝,就有风钻进来,冷冰冰的。因此,在这30平方的空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其余时间看电影、跟着摇滚乐摇晃、画画,偶尔放下瑜伽垫活动身体,把书架上的书翻了一遍,却没读多少页,半个月没有刮胡子,房间乱成一团。

自认为是喜欢独居耐得住寂寞的人,关在出租屋的这段时间,却没能写出几个字。心里并非没有写字的念头,只是看着网上的新闻感到焦虑。小区附近医院救护车的声音、门外消毒水的气味、隔壁邻居的咳嗽声以及自己的感冒,都让我无法安宁。

接到写创作谈的任务,我才在电脑面前尝试着写字,有些事情总得去面对,黑暗固然会降临,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想办法度过这个黑暗的过程,等待白昼的到来,《巨鹿坡一号》所写的也是这样。

2019年初,我在喜马拉雅上面听白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夜间听书是我用以应对失眠的方式。从《锌皮娃娃兵》到《我还是想你,妈妈》,再到《我不知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每个晚上听到的内容都异常沉重。于是,心里自然而然就冒起一个写这篇小说的念头。

我从未到过东京,也不曾去过北海道,对我而言,“巨鹿坡一号”这个充斥着死亡与病痛的疗养所可以安排在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与“巨鹿坡一号”的距离都很近。“巨鹿坡一号”收纳的是被“核”伤害的人,“我”前往隐没在山林里的疗养所,参加曾经的病友玉子的葬礼,企图为黑暗的过去画上句号。

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很难去解释,也很难去理解,活着可能只是生命本能的一种表现,可是人只活一次,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一直尝试在我所有的小说里弄明白“活着”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安排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命运中生存。直至今日,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所谓活着应该追求的意义,到头来觉得活着不过是度过的一种方式,我们都是时间的载体。

虽然只是时间的载体,而且每一个时间的载体都有其尽头,但我们以生命的形式存在和石头以石头的形式存在同样具有意义。玉子、淑子、阿拉多夫以及“巨鹿坡一号”里所有的病人,没有人比他们更渴望活下去,他们的身体是不完整的,他们每天接受药物疗养,他们每天在花坛前活动,不过是为了证明被病痛打败的并非自己。

身在黑暗中,只有发亮才能看清楚自己,“巨鹿坡一号”的病人痛苦地活着,是为了让生命中的某个片刻在记忆中停留的时间更长,不过是想更真实地去感受时间,这可能就是生命的意义。我们都处于黑暗中,有的人没有看见自身的光,因此觉得白昼遥不可及。

《巨鹿坡一号》是我写得最快的一篇小说,在去往白云机场的路上、在候机厅里、在广州到北京的航线上,我完成了小说的三分之二,抵达酒店以后又迫不及待把剩下的三分之一写了出来。我今年27岁,写小说有几年时间了,对自己的小说始终持有质疑,发表并不代表着什么;所写的内容有没有人看、写出来的是否有意义,这个很难去评判。我始终在坚持用最简单的文字去写最复杂、最沉重的故事,我可以像西西弗那样搬运石头,假如我能够盗来天上的火,那可能就是我最能引以为豪的事情。

今天我又出了一趟门,街上的人和车渐渐多了起来,我还是比较习惯人头攒动、热闹喧嚣的广州。“有时候人真的很脆弱,但是只要有一股力量推着我们向前,我们就会特别强大,就好像如果我们静止不动躺在地上,一群蚂蚁就能把我们吃掉,但是如果我们在高速行驶的飞机上,我们就是一颗子弹,我们能穿破任何东西。”这是《巨鹿坡一号》里的一段话,送给此刻仍处在黑暗中的我们。

以上是我在盒子里的胡言乱语,《巨鹿坡一号》是我第二篇被选载的小说,两次都是《小说月报》所选,对此我十分感动,感谢《小说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