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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组合!集体的创造如何影响艺术世界

他们有原则、有力量,并使艺术界紧张不安!特纳奖被四名入围者平分,就让我们来看一看,集体的创造如何改变现状。

特纳奖来了……图片来自电影《Otolith II》,2007年 图片来源:Otolith Group

2019年12月,入围特纳奖的四位艺术家组成了一支四人团体,并以团体(而不仅仅是一人胜出)的形式获胜。这一举动引起了媒体的争议,社交媒体上人们感到惊愕,而《卫报》的艺术评论家阿德里安·塞尔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艺术评论家沃尔德玛·詹努什扎克则在BBC广播四台上争执起来。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海伦·坎莫克、奥斯卡·穆里洛和泰·沙尼这四位艺术家说,他们“以共同性、多样性和团结性的名义”走到了一起。他们希望这一举动呈现明显的政治色彩,艺术家平分了(而不是一位获胜者独自获得)4万英镑奖金,并公开支持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要求“保守党下台”。

《共同艺术:创意合作的艺术家们》一书的作者艾伦·玛拉·德·瓦赫特说,“从历史上看,集体总是与左翼观点联系在一起。这四位艺术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们付出了行动,他们做出了牺牲。他们的举动有达达主义的姿态,暴露出艺术中的价值体系是多么荒诞。”

海伦·坎莫克、奥斯卡·穆里洛、泰·沙尼和劳伦斯·阿布·哈姆丹 图片来源:Sarah Lee/The Guardian

尽管特纳奖从未在这种情况下奖励任何团体,但此前确曾有过组合获得该奖项或获得提名的情况。在简·霍尔的Assemble工作室中,一群艺术家在2010年聚集在一起,并于2015年获奖。她说,合作通常是出于政治环境。“我们是紧缩政策的产物。我们陷入了衰退。合作是试图重新认识权力关系,意识到在某个时刻,传统规则已不再适用,因此尝试不同的东西不会带来任何损失。”

在2010年被提名特纳奖的Otolith团体成员安贾利卡·萨加尔说,她与合作伙伴科德沃·伊顺合作的决定也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这是对于英国青年艺术家团体的营销策略的反击,也是对酷不列颠尼亚运动中名人崇拜的反击。它试图跨越国界,在电影团体之间建立联盟,并将跨国界的政治思想联结起来。”

激浪派(Fluxus)可能是第一个将合作变成政治宣言的艺术家团体。1960年代激浪派运动的参与者包括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日裔美籍艺术家小野洋子和韩裔美国艺术家白南准,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无政府主义活动来弱化其个人身份。Ray Gun Spex是1972年由观念艺术大师阿伦·卡普洛组织的一次“偶发”艺术,其主题是吉姆·戴恩和克莱斯·欧登伯格的建筑“环境”,并有卡普洛和美国艺术家艾尔·汉森一类人在这些环境中表演。当英雄式的孤独艺术家(几乎总是白人、男性且挥舞着画笔)以美国画家马克·罗斯科和杰克逊·波洛克男子气概的作品为代表、并被艺术品市场所崇拜时,激浪派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德·瓦赫特说:“在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下,个体化的‘天才’艺术家成为了一种品牌,而人们对团体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即使只是协作运营,也是危险的,因为集体化被视为一种‘苏联化’的事物,艺术家会承担被冠以‘红色’的风险。”

“传统的规则不再适用……” 建筑团体Assemble于2015年的合影 图片来源:Sophia Evans/The Observer

从60年代开始,团体就因被主流艺术界所忽略的身份联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独立创作作品,但例如AfriCOBRA就是由一群非裔美国艺术家于1968年在芝加哥成立,他们的宣言是为“整个非洲群族、非洲族谱”发展艺术,因为“富裕的盎格鲁人不会为此买账”。纽约的唐人街也被证明充满了合作模式,包括来自“地下室工作室”(Basement Workshop)和Epox的亚裔美国艺术家团体,以自己动手的方式运营作品展。在1971年,前者在“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权利”的主题下,组织了首届唐人街街头市集,探讨了针灸和性病检测。

Epoxy的作品更为传统,但仍然颇具政治色彩,他们制作了壁画、施乐艺术(Xerox art),并于1987年制作了壁挂作品《三十六计》(36 Tactics),其中展出了一些世界领导人的照片(及当时的历史事件),旁边印有《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概述。由加拿大艺术家菲利克斯·帕兹、豪尔赫·宗塔尔和AA·布朗森创立的“一般观念”团体(General Idea)1987年创立于多伦多和纽约,,直到1994年帕兹和宗塔尔因艾滋相关疾病死亡,他们的作品集中于探讨艾滋流行病。1991年,他们创作了“一年的齐多夫定/一天的齐多夫定”(One Year of AZT/One Day of AZT),那是一个房间大小的装置,展出了一年可能吃掉的齐多夫定(AZT)药丸模型,其中包括五个棺材大小的药丸模型。

这种姿态在“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的作品中得到了回应。1984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一场国际绘画和雕塑展览之际,一些匿名的女性艺术家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这一团体。在该团体的169位艺术家中,只有13位女性参加了那场展览。该小组成员目前仍然在一起工作,但以大猩猩的面具遮盖自己的脸,并以诸如弗里达·卡罗、安娜·曼帝耶塔等已故女艺术家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

抗议……“游击队女孩”中的维奥莱特·勒杜克和格特鲁德·斯坦 图片来源:Matt Carr/Getty Images

11月,在一场具有挑衅意味的活动中,该团体在最近重新开放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外的电话亭上,安装了一则广告,要求博物馆“立即将莱昂·布莱克和格伦·杜宾从董事会中除名,用黑色布帘遮盖布莱克和杜宾的展览馆,并在墙上贴上标签解释原因”。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主席布莱克和该机构的理事之一杜宾,与杰弗里·爱泼斯坦有业务关系,后者于2008年因性犯罪而被定罪。

图为绷带乐队(Bandaged Orchestra)1965年在纽约卡内基大厅内举行的一场激浪派活动 图片来源:Truman Moore/Time & Life Pictures/Getty

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被选为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卡塞尔文献展是五年一度的德国艺术盛事。Ruangrupa不仅是第一个策划该展览的亚洲团体,也是2022年艺术展的首个团体策展人。“我相信,他们将以和以往策展人不同的方式应对压力,并提出新的问题,”埃舍说,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团体,而且是因为他们的经验和文化同理心——他们较少陷入目前仍然主导欧洲文化政治的现代主义自大陷阱。”

Ruangrupa于2000年成立,是在印度尼西亚独裁结束的两年之后,当时该国的艺术基础设施很匮乏。除艺术创作外,他们还组织讨论小组、举办工作坊和制作书籍。去年,他们在雅加达郊区建立了一所非传统类美术学校。居住在新德里的艺术家团体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也将策展视为其艺术创作的自然延伸。2015年,他们策展了上海双年展,目前正在为明年的横滨三年展做准备。该组织的莫妮卡·纳鲁拉说,尽管一些双年展和博物馆已逐渐接受团体作品,但艺术市场在这方面的速度却是滞后的。

“在金钱游戏中,关于‘艺术家’的想法仍然是很传统的一种——一个孤独的人在阁楼上咳血。我们刚开始展览我们的作品时,会被问到:‘你们如何能集体从事艺术创作?’人们固有的观念是,艺术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在英国五个最大的美术馆展出作品的385位艺术家中,只有六个是艺术家团体或组合。画廊主人、前艺术博览会负责人尼鲁·拉特南表示,尽管对于画廊而言,团体为参加和举办展览的全球飞行成本的增加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收藏家不感兴趣的并非团体的工作方式,而是作品的性质。“团体艺术家使部分商业艺术界感到紧张不安。它们通常是出于社会或政治原因、或是作为一种概念上的姿态形成,这意味着它们的作品在销售上可能面临更多挑战。”

然而,斯蒂芬·坦宾·萨斯特拉维贾哈认为,团体作品仍有市场。萨斯特拉维贾哈的画廊Project Native Informant位于伦敦,代表了三个艺术团体:DIS、山寨双年展和GCC。他说,所有这些团体“都利用企业文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萨加尔认为,团体创作应保留其乌托邦式的目标,而它仍可以对主流的权力结构形成制衡。“集体性是左翼的核心。集体包含共同的力量,并对右翼主义形成制衡,因为人们可以团结起来,并产生出可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复杂思维方法。”

纳鲁拉有着相似观点,认为是乐观与沮丧之间的张力促使Raqs媒体小组在1992年形成,它至今仍在推动着他们。“合作是出于对政治和生活的某种(共同)态度。从本质上讲,我们相信集体行动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