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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的三大难题与《白门柳》的创作经验

历史小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积累的作品已浩如烟海,但成功者却寥若晨星。究其原因,在于历史小说易写难精,存在三大难题。

一是真实性难题。历史小说取材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在想象上会受到很大限制,不能“劈空捏造”,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编排上不能违背历史的基本真实。历史小说还得注意历史的各种细节,如果在人物的舞台、服装、道具、言行等方面出现史实错误,小者留下瑕疵,贻笑大方,大者造成硬伤,难以补救。作家如果史学素养不足,写历史小说难免会闹出笑话。

二是文学性难题。史书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载往往遵循一定格式,有时难免枯燥乏味,并不具备文学性。如何复活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让它们丰满而不缩水,生动而不干瘪,精彩而不乏味,同时又不违背历史的真实,这就像“戴着镣铐跳舞”,特别考验作家的文学能力。

三是思想性难题。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历史小说的思想性问题容易解决,因为站在今天的高度看历史,自然能看出历史人物的高低长短和事件的前因后果。其实不然,如果昧于过去的史实,只以今天的标准来评价过去,往往会犯以今例古的错误,而如果重返历史现场,丝毫不顾今天的标准,却又会犯泥古不化的错误。创作历史小说,既要了解过去,又要了解现在,还得把握未来的趋势,这对作家的思想认识水平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难题同时也是考题,总有一些作品能够出色答题。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白门柳》正是这样一部作品。《白门柳》从一个独特角度书写明末清初的一段历史,在解决历史小说的三大难题上提供了一些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第一、如何解决真实性难题?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说,“观画之宜,在乎详审,详辨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表明自古以来国人就有利用画作中反映出的衣冠宫室制度、风俗习惯、地区特色等来验证画作诞生时代的人文、地域特点之做法,刘斯奋熟谙绘画,他以绘画的理念来写小说,苦读史书,从史书中摘取有用的知识片段,用以建构真实的历史图景,务求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服饰、妆容、道具等都尽可能符合历史原貌。在《白门柳》中,刘斯奋为我们展现了明末清初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小到头上的珠花、裙幅的数量、房中的家具与陈设,大到贡院、陵园、城池的格局,一切都栩栩如生。因为这些细节的存在,过去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鲜活丰满。

《白门柳》中几乎每一处细节都可以在史料中找到出处,可谓无一字无来历。有文学评论家曾赞叹:“举凡日常生活中的发式服饰、居所的器件陈设、文化上的戏班书坊、礼仪文物,地理上的道路河流、车舟交通,军事上的攻防格局及阅兵场面,政治上的典章制度与朝廷内幕,恐怕史学家都未必能得其详,他却写得凿凿有据,且绘声绘色。”《白门柳》还赢得了历史学家的肯定。明史专家顾诚评论说:“孔尚任写《桃花扇》时上距明亡不远,当时的社会又处于相对停滞阶段,描写人物性格和生活状况几乎不存在时代隔膜问题。包括刘斯奋先生在内的当代文学家要做到描写各种情景恰如其分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本书作者为跨越这种社会生活习俗业已大大变化的鸿沟,尽量真实地反映作品描写时代的风貌,不惜花费十余年的精力,刻苦攻读,既把握当时的国家大事,胸有全局,又尽量从文献中披沙淘金,一点一滴地收集可用的材料。就成果而言,虽不能说完全妥切,令人阅读时如置身于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但在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上确实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第二、如何解决文学性难题?

林岗认为:“小说文体最直观的地方,是它的情节与人物。毫无专业训练的读者,看过一部小说,都能复述出它的故事情节,都能谈出对其中人物的感受。”一部小说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叙事”与“写人”两个方面,即故事精彩生动、人物栩栩如生。

历史小说的叙事首先有一个处理史料的问题。在处理史料上,刘斯奋尊重历史事实,但又从艺术虚构的需要出发,对历史素材作了适当的选择、集中、概括和拼接。在史料的取舍上,他“关注张力、追求深广”,即“撷取具深刻内涵和巨大生活张力的素材”,追求“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广度”,展示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复杂性。他运用“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之法解决虚实问题,运用“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法解决详略问题,运用“钩沉掘隐、发皇心曲”之法解决显隐问题。在编织故事上,刘斯奋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通过“星移斗转”之法增强故事的戏剧性;运用“先声余势”之法制造事件悬念,描写事件余波,为故事制造声势;运用“添丝补锦”之法,把该断必断的情节再缝补完整,交代清楚;运用“鸾胶续弦”之法,将两件事并置在一起书写,既收到一箭双雕之效,又让两件事互相对照,巧妙地传达出无声的评论。

在人物塑造上,刘斯奋秉持着“写人物就是写心理”的理念,对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揣摩和探索,写出了新意。比如冒襄的《影梅庵忆语》记述了他和董小宛相知相恋的过程,刘斯奋并没有被冒襄的一面之词牵着鼻子走,而是深入体会冒襄和董小宛当时的心理,发现两人的爱情并不幸福完满,而是充满了恼火、烦躁、怒气、担忧、恐惧等感情的危机,具有一切不平等的关系所可能具有的任意的横暴与默默的忍受,这就撕破了笼罩在《影梅庵忆语》上的美丽面纱,完成了对才子佳人故事的颠覆性书写。对钱谦益与柳如是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作者采纳了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史实考证结果并发挥了文学想象力,进入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内心世界,写出了两人在欲望与节操之间挣扎的过程,展现了二者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变化性,更为贴切地解答了“钱柳之谜”。特别是,刘斯奋未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夸大柳如是的道德情操,而是直面其内心欲望和极端性格,写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柳如是。

第三、如何解决思想性难题?

吕思勉认为:“小说者,以理想造出第二之人间者也。惟其然也,故作者之理想,必不可以不高尚。使作者之理想而不高尚,则其所造出之第二人间,必无足观,而人亦不乐观之矣。《荡寇志》组织之精密,材料之丰富,何遂逊于《水浒》?或且过之;然其价值终不逮者,理想之高尚不逮也。中国旧小说,汗牛充栋,然除著名之十数种外,率无足观者,缺于此条件故也。理想者,小说之质也。质不立,犹人而无骨干,全体皆无附丽矣。”也即是说,一部小说如果没有“高尚”的“理想”(即思想主题),迟早会被历史淘汰。

在解决思想性难题上,刘斯奋首先追求思想的制高点。在《白门柳》前后,不少作家都关注过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有的津津乐道于名士名妓的香艳奇情,有的抒发江山易主的兴亡之感,有的书写明末农民起义的悲壮史诗,有的赞叹反清复明的民族立场,刘斯奋则与众不同,他试图表现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民主思想家的诞生这一主题,认为“这是当时中国,在经历了明末清初那场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的灾难之后所获得的、惟一称得上具有质的意义的进步”。《白门柳》在立意上认同民主思想,企图表现“我国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上。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不断改朝换代,但一直未能走向政治的真正进步,未能走向稳定与现代化,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主思想的薄弱。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大力提倡民主,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才重新开始呼唤民主思想。在中国实现彻底的政治现代化之前,民主思想都不会过时,这就使得《白门柳》一书的思想性有了较强的生命力。

有一些历史小说也追求思想的制高点,但在表达思想主题上往往过于夸张和美化,甚至把古人的思想觉悟硬性拔高至现代人的高度,《白门柳》却没有这样,它没有拔高黄宗羲,而是客观呈现了其个性的偏激和内心的冲突,描绘了黄宗羲在阐发民主思想时无人理解、无人喝彩的处境,写出了黄宗羲民主思想的早产性,这就给人以悲凉的感觉,更能启发读者的深思。

《白门柳》其实也写到了“男女爱情”“朝代更迭”“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等内容,但作者将这些内容都放在了从属地位,用来烘托“我国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这一正题。在正题的统摄之下,《白门柳》对这些内容的书写也都焕然一新。如以男女平等意识揭示才子佳人爱情与婚姻中的不平等关系,以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釜底抽薪的反思,超越了“朝代更迭”“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的主题,使得整部小说的思想层次得到了质的提升。

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