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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一本杂志与一个学术时代——我所知道的《文艺研究》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与我的学术写作》(金宁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

1979年,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历史上,是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扬做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上。这是改革开放后文学艺术界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在这一年,《收获》复刊、《剧本》复刊、《星星》复刊、《花城》创刊、《当代》创刊、《清明》创刊、《读书》创刊、《外国文学评论》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同时创刊的还有《文艺研究》。这些后来著名的文学、艺术和研究刊物的创刊,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它表明:一个全新的文艺时代到来了。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无限可能的岁月,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和意气风发的岁月。

《文艺研究》杂志起点很高,从创刊那天起,刊物密切联系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实际,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文学艺术理论批评文章。从“拨乱反正”开始,逐渐过渡到构建中国文学理论学术话语,其学术水准一直为学界称道。四十年来,《文艺研究》坚守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推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文艺创作的繁荣”的宗旨,逐渐将刊物打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理论研究与批评的重镇,说它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学术刊物也当之无愧。四十年来,作为中国学界积极、严肃和守正创新的学术刊物,它见证并参与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团结了国内该领域重要的学者。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以自己在《文艺研究》发表文章为荣。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则是,通过《文艺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的学术关系。

1979年,我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从那时起我就是《文艺研究》忠实的读者,它是我从事文学批评的启蒙刊物之一。它发表的许多文章,讨论的许多重要问题,为我后来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甚至在具体的文章写作方面也让我受益匪浅。我清楚地记得刊物曾经讨论过的问题。比如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文艺与政治的讨论,特别是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对我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文章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应有的地位。后来冯牧先生在《文艺研究》创刊十周年的时候说,《文艺研究》“始终坚持了在创刊伊始时为自己所确立的方针。它从不曾给人一种在激荡的社会思潮中惶惑不定和随波逐流的感觉。它所展开的许多关于艺术理论和创作规律的讨论和争鸣,多是在一种正常的学术氛围中进行的。

这些讨论,或则众议纷纭,或则热烈和谐,却大都具有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平等待人、尊重真理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有相当数量的包括了多种艺术门类的文章,是具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价值的;有些文章,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而带有难以避免的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却仍然具有使人获得启发和教益的史料价值。那种只有短暂生命的带有明显‘运动’色彩的文字,在《文艺研究》上刊登得(的)并不多,这一点也是使人感到欣幸的”(《一个理论刊物应有的品格》,《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现在,四十年已经过去,我想,冯牧先生的这一评价,仍然适用于今天的《文艺研究》。

四十年来,作为大型文艺理论刊物,一直以相对稳健和严谨的姿态面对中国当下的文学艺术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观念搏斗”过去之后,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文艺研究》曾经围绕着“意识形态与文艺”“当代审美文化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现代性’研究”“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与市场经济”以及“美学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这些讨论在深入、具体地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同时,也逐渐将学者的视野引向了更为广阔、博大的学术领域。

众所周知,当代学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了转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文艺研究》作为权威学术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后,《文艺研究》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介绍、讨论等,极大地激发了那个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实践。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初,《文艺研究》希望能够展开对“大众文化批评”的讨论,并安排我和陈剑澜在当年新创办的“当代批评”栏目当一期栏目的学术主持。我们在栏目“主持人语”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符号’大规模生产和再生产的时代。由于‘符号’携带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等,因而能够不断地改写我们的经验。它在制造‘惊奇’的同时,悄然改变、置换着我们熟悉的东西,用难以抵制的方式塑造我们的‘习惯’。从道德或审美的角度来谈论这些现象,从精英主义或平民主义立场臧否之,都是相对容易的。

而批评的任务在于:它不仅要表明立场,而且必须把对象的细微意义合理地呈现出来。关于我们的意识、经验、行为在‘符号’的挤压之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批评活动应当提供一种有效的知识。”(《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栏目总题“大众文化批评”,发表了贺绍俊、周宪、孙津、张柠四位的文章。这个开头很好,可惜的是我因各种事务缠身,分身乏术,这个开头也就是结束。没有再继续下去,着实非常可惜和遗憾,但《文艺研究》诸位朋友的友谊和信任,至今仍然鼓舞和感动着我。

说到《文艺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不提到2009年出版的、由方宁主编的“阐释与创造·文艺研究书系”。书系收录了21世纪近十年来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重要学术理论文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文章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研究与批评的水平。书系共三卷:《批评的力量》《理论的声音》和《学者之镜》。其中,《批评的力量》收录了从《文艺研究》自2003年设立的“书评”(“书与批评”)栏目、自2005年设立的“当代批评”栏目中选出的文章。这两个栏目是刊物的重点栏目,旨在加强当代学术批评的建设。按照方宁的说法,是“举学界之力重点建设的栏目”,“在学界享有盛誉”。这本书的背景是,《文艺研究》向以“基础理论研究的重镇”称誉学界,但在2003年之后,刊物做了适当的调试,针对学术界某些问题及现状展开了批评,在学界有良好的反应。有幸的是,我发表在《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上的文章《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作为头题入选本书。

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离不开中国文学创作的经验。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洞开,我们经历了第二次“西风东渐”。西方文学理论让我们了解了西方国家在理论上对文学的理解和见识,对发展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让我们看到文学创作无限的可能,我们不仅在创作上做了全面的回应和实践,同时在理论上也做出了相应的总结。创作和理论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经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没有向西方文学学习的经历,中国当代文学是没有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状况的。

但是,几十年过去之后,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理论家发现,如果一味地跟着西方文学及其理论走,中国文学和理论只能成为西方文学的附庸。西方文学理论构建的基础,来自西方文学的经验,它可以给我们以启发甚至灵感。我们曾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世界的“文学联合国”,参与了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对话。但是,在多元化、多样化文学创作日益得到尊重和关注的今天,中国文学作为西方的“他者”,作为世界的“地方性”经验,必须做出我们独特的表达。也只有做出独特的表达,中国文学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适时地开设“当代批评”栏目并作为重点栏目加以建设,显示了《文艺研究》的学术眼光和视野。“当代批评”栏目甫一开设,应者云集。充分显示了刊物的巨大号召力和影响力。我是这个栏目的积极响应者和作者。十多年来,我陆续在这个栏目发表了九篇文章:《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终结》(2000年第6期)、《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本世纪初长篇小说中乡村文化的多重性》(2004年第4期)、《21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2005年第2期)、《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2008年第2期)、《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变迁——“农村题材”转向“新乡土文学”之后》(2009年第10期)、《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2011年第8期)、《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2012年第6期)、《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2014年第2期)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以莫言为例》(2015年第4期)。

在这九篇文章中,《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终结》《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以莫言为例》等,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被评为“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罗列这些事实并不是说自己的研究和文章有多重要,而是说《文艺研究》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2004年,我和贺绍俊等刚到沈阳师范大学工作,我们自然希望能够通过和名刊合作,提高我们学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现在的很多会议都是这样的“模式”,名刊的号召力远远大于大学,哪怕是著名大学。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亦步亦趋地学习。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文艺研究》。表达这个想法后,立即得到时任副主编方宁和陈剑澜、金宁等朋友的全力支持。2004年9月11—13日,由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21世纪: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师范大学召开。

国内外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五十多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后国内很多重要媒体均报道了会议的召开和盛况。因此,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们学科,与《文艺研究》的友谊、《文艺研究》对我们学科工作的扶持、支持和帮助,都是不能忘记的。每当想起与刊物诸位朋友交往的经历,很多美好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我甚至可以说,沈阳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就是从那时开始被学界了解和熟悉的。这份情谊,让人永远难忘。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文艺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学界奠定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相信,作为中国学术重镇的《文艺研究》,在未来的岁月里,一定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发表更多有学术见解的文章,培养更多学术上的青年才俊。这正是——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