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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别》:太宰治笔下的鲁迅

作者认为这部作品超出了御用文学的范畴,带进了太宰治对东亚文化、文学、宗教的思考,尤其是对鲁迅弃医从文、鲁迅与基督教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按:作为日本文学界颓废无赖派的代表人物,除了《人间失格》,太宰治还写了鲁迅传记《惜别》。这部作品广受争议。本来喜欢他的竹内好气愤他为了迎合日本当时内阁情报局的需要,败坏了鲁迅形象;剧作家井上厦却认为这是他最爱的太宰作品,太宰把鲁迅写成这样,是因为“非常喜欢鲁迅”。不管争议如何,作者认为这部作品显然超出了御用文学的范畴,带进了太宰治对东亚文化、文学、宗教的思考,尤其是对鲁迅弃医从文、鲁迅与基督教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说太宰,话《惜别》

文 | 长安(《读书》2020年1期新刊)

贝特鲁奇不懂中文,《末代皇帝》里除了几句应景的汉语,从皇上到太监都讲英语,说荒诞也荒诞。李安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倒讲汉语,南腔共北调,华夷口音加中州正韵,炖得一锅五湖四海什锦汉语,未必就比《末代皇帝》讲英语更不荒诞。贝特鲁奇戴着镣铐跳舞,跳得还有滋有味。每次讲到现代文学的背景,挑来拣去,往往还是选《末代皇帝》做影视教材。

《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美国海报,导演贝纳尔多·贝特鲁奇(来源:douban.com)

话说回来,太宰治也不懂中文。这位短命文豪活着的话今年就一百一十岁了。作于一九四四年的《津轻》写乱世里重回故乡,绝望与希望交错,温馨热闹亦以孤独虚无做底子,隽永幽微,以至佐藤春夫断定“有了这本书他就是不朽的”(《稀有之文才》)。

从《津轻》里总能品出那么一点儿鲁迅味儿、《故乡》味儿。或许因为写《津轻》那会儿太宰正研读鲁迅、为创作《惜别》做准备?鲁迅足迹遍及绍兴、南京、东京、仙台、杭州、北京、厦门、广州、香港、上海等中日两国城市,《惜别》讲到的仙台时代只有一年半,却是留学生周树人最终决定弃医从文的人生转折期。一部《惜别》,中国人读它多半因为写的是鲁迅,日本人读它多半因为是太宰治写的。太宰写鲁迅,文豪写文豪,“无赖派”写“民族魂”,不是传记,不是评论,而是长篇小说,似应出彩。

太宰作品早期(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晚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风格相近,逞才使性,多写一己的颓败苦难没落毁灭。创作《惜别》的中期(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适值中日战争,太宰告别从前的颓靡生活,迈入第二次婚姻,锐意靠一支笔打开生路,几年里家庭生活及创作风格皆趋平稳,佳作不断。不少研究者认为中期乃太宰的巅峰期。

太宰治(Osamu Dazai,1909-1948,来源:goodreads.com)

一九四〇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鸥》中名叫太宰的主人公自述:“感觉像被塞进一辆高速列车,没人告诉我开往何方。列车轰轰隆隆,过山地、过海滨、过铁桥……呆看飞来飞去的风景,手指在车窗画侧脸儿,画了又擦。……枕下,车轮疾驶,声声凄怆。”小说中两次提到的“过山地、过海滨、过铁桥”乃童谣《火车》中的歌词,太宰于列车粗暴的轰鸣中听出哀切的女童合唱,勾勒出一幅荒凉幽暗的战时心像风景。

战后,太宰在《十五年间》一文中回顾道:“真是个混账年代。那段日子无论在爱情上还是在信仰和艺术上,我行我素都难上加难。”太宰因体检不合格而免于兵役,不必如武田泰淳般因从戎经历终生纠结。不过守在日本日子也不好过,一九四二年发表于《文艺》杂志十月号的短篇小说《花火》便因不合时宜被当局命令全文删除。太宰于是韬光养晦,由耽写自我转向借用历史人物、民间传说,以一股“乡下人的死拧劲儿”(《十五年间》)顽强地写将下去。

一九四二年出版《正义与微笑》,一九四三年出版《右大臣实朝》,一九四四年出版《津轻》,一九四五年出版《新释诸国故事》《御伽草纸》《惜别》,独自撑起文坛半壁江山。相马正一认为“中期诸作除一本失败,其余皆作者艺术精神之圆满结晶”(《太宰治评传》)。这一本说的应该就是《惜别》。恰如《赤地之恋》在张爱玲研究界尚无定论,《惜别》在太宰研究中亦是棘手课题。

《惜别》,[日]太宰治著,杨晓钟、吴震、戚硚婉琛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来源:douban.com)

棘手,是因为《惜别》乃是为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而作的、将“大东亚共同宣言”小说化的尝试,曾被归为国策文学、御用文学。相关史料不赘述,只引一段执笔希望者说明会的场景:“按时赶到会场,已聚了好多作家。‘伊藤,这儿空着哪!’在讲习桌上托着腮,不耐烦地坐在讲习椅上的太宰治用异乎寻常的大声招呼我,并向我招手。……川端先生来得最晚,先生扫了眼众人,略带笑意,找个位子坐下。那天出席的五十多个作家都提交了提纲。”(伊藤佐喜雄:《日本浪漫派》)。

小说类有六人中选,太宰摊上的主题是“独立亲和”,其他还有“共存共荣”“文化昂扬”“经济繁荣”之类。最后只有太宰一人交差。《惜别》由于出身不好,在太宰作品中有些像二等公民。时过境迁,出身问题不再被揪着不放,但出身的烙印还在,小说主人公周树人诚恳地赞誉日本“国体的实力”“国体的精华”,如今读来也触目。棘手,还因为《惜别》被中国文学专家竹内好等人批为既歪曲了鲁迅形象又迷失了太宰风格,一句话,《惜别》搞得鲁迅不像鲁迅、太宰不像太宰。

竹内好比太宰小一岁,原是太宰的忠实读者,着迷于太宰的“艺术的抵抗的姿态”(《关于太宰治》),一九四三年应召出征大陆前收集了几乎所有太宰作品,自言“前辈作家不说,同代作家中让我感到如此亲近的前看后看只有太宰一人”(《笔记二则》)。出征前竹内借鉴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与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思想,写出了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鲁迅》(一九四四年出版)一书。该书追究文学家鲁迅如何形成,探讨鲁迅身上文学与政治的悖反,影响深远。

然而竹内毕竟是个不喜美文的思想家,研究鲁迅亦偏于思想,对鲁迅文章的艺术性,尤其是抒情韵味几乎视而不见,对《药》《伤逝》等名篇亦不看好。竹内自中国战场回国后读到《惜别》即大失所望,愤然写道:“《惜别》糟透了。曾相信只有太宰不会搭战争便车,《惜别》背叛了我的期待。太宰治,汝亦如此!立时讨厌太宰了。”(《关于太宰治》)竹内认为太宰“肆意无视鲁迅文章,仅凭主观想象捏造出鲁迅形象—毋宁说是作者自画像”(《花鸟风月》),批起太宰来也像当初评鲁迅一样清坚决绝、不留情面。

在竹内眼里,鲁迅是启蒙者,太宰是颓文人,泾渭分明。竹内无法接受太宰对鲁迅的认同,更无法接受周树人形象与太宰自画像之间的相似相通。尾崎秀树也把小说当传记读,看法接近竹内,认为太宰歪曲了鲁迅,像“(东京人)爱国心过于天真”这类话“鲁迅就是歪着嘴说也说不出来”。尾崎亦难以认同一个“享受东洋孤独、秉持文人趣味”的鲁迅,认为“太宰写的鲁迅与我想象的鲁迅全不相通,亦可证明太宰与鲁迅不相通”(《〈惜别〉前后》),逻辑够霸道。

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1908-1977,来源:wikipedia.org)

战后,性情中人竹内好很快即不满自己的鲁迅研究,一九四九年说“从前都是乱写的,对不起读者”,“关于鲁迅,我只写出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只写出了自己不知道却又想知道,以为只要努力总会知道。对我的鲁迅论最不满意的就是我自己”(《一个挑战》)。一九五三年又说太宰塑造的鲁迅为“东洋虚无主义者”,还承认鲁迅作品“虚无色彩浓厚”(《写于鲁迅忌日》)。尽管如此,竹内当初给《惜别》定的调子依然影响深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太宰研究及鲁迅研究的进展,对《惜别》的评价亦有变化,藤井省三就认为《惜别》是“日本鲁迅接受史上纪念碑式的作品”(《〈鲁迅与日本文学〉前言》)。

《〈惜别〉后记》中太宰说:“《惜别》的确是应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委托而作,不过就算没这番委托我也会写。一直在收集材料,且已构思良久。”这番表白往往被认为此地无银,不过诚如佐藤春夫所言,“诚实是他文学的核心”(《太宰的文学》),不妨将这番话读作太宰的真心话。深爱太宰的剧作家井上厦说:“反复阅读,真正喜欢的还是中期作品。最爱写仙台医专时代鲁迅的《惜别》。

此作在太宰作品中显得粗糙,直接挪用鲁迅《〈呐喊〉自序》,借用部分太多,但到最后显露的还是太宰本色,让人欣慰。再读《惜别》,还是感动,就写了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剧本(《上海之月》)。”井上还说:“直觉告诉我,太宰非常喜欢鲁迅。”(《在“人间失格”与“人间合格”之间》)解释了太宰写《惜别》的动机。

电影《人间失格》海报,导演:荒户源次郎,本片根据日本文豪太宰治的同名原著改编,系太宰治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作品(来源:douban.com)

太宰没去过中国,在日本也几乎没离开过东北和关东。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太宰在写给弟子堤重久的明信片中说:“‘鲁迅’快开工了。现正试做支那怪谈。”所谓“支那怪谈”即《竹青》。除了慎重的热身写作,同年十二月下旬太宰还前往仙台访故地、查旧报,做实地调查。《惜别》一九四五年初动笔,二月下旬完工。

太宰的小说多写他自己,《惜别》里三个日本学生田中卓、津田宪治和矢岛身上也都多少有些太宰的影子,后二者的姓名亦仿佛来自太宰的原名津岛修治。太宰意在“描写一位纯情多感的年轻清国留学生‘周君’”(《〈惜别〉之意图》),而这周君所思所想亦与太宰有所契合。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一样个人色彩浓厚。平凡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仙台鲁迅记录》(简称《记录》)包罗鲁迅仙台留学时期各种资料,长达四百三十三页,简直巨细靡遗。《记录》与《惜别》参差对照,青涩周树人便呼之欲出。

鲁迅青年时期(来源:osu.edu)

当时仙台医专学生每月生活费一般十日元左右,有二十日元算富裕,周树人据说领有三十日元(山田野理夫:《仙台时代鲁迅的师友》)。青涩周树人也有惬意时分。他去剧场森德座看歌舞伎,与其他学生一样,在站席看。医专附近有家点心店晚翠轩,里面还有报纸可看。“常见周树人坐在那儿,见到熟人就笑一笑。”《记录》里的这些记录都与《惜别》气氛相似,而《记录》里特意提到太宰治没有访问过鲁迅当年同窗,可见太宰想象鲁迅功夫了得。

鲁迅初到仙台时曾在致友人蒋抑卮信(即《仙台书简》,写于农历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中云:“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疏懒与酬对……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颇在意彼我之别。《记录》与《惜别》中都有为周树人送别的内容。《记录》中有一张五人合拍的送别纪念照,周树人当年所在班班长、教室里座位就在鲁迅后面的铃木逸夫在接受采访时说,照片上的几个人都是一般同学,周树人没什么朋友,当天大家照了相吃了点心就匆匆散去,什么都没喝。

铃木还说:“周树人与为他送别的几个人都没打招呼,可能跟班上的任何人也都没打招呼,大概也没向医专办事处提交退学通知或退学申请就离开了仙台。”看来懒于应酬的鲁迅直到离开仙台好像也没交什么朋友。《惜别》里则是在田中的住处开了饯别会,众人高唱《仰望师恩》,津田率先哭倒在地,大家依依不舍,充满青春的伤感。周树人平淡孤寂的留学生活被太宰点染得竟有些温情脉脉了。

藤野严九郎纪念馆前的雕塑(来源:jalan.net)

仙台医专考试严格,《记录》说“一学年有近一半留级,这些人里又有近一半离开学校”。周树人第一学年的平均成绩中最高分为伦理学,八十三点零,乙等;德语六十点零、化学六十点三、生理学六十三点三、组织学七十二点七,均为丙等;最低分为解剖学,五十九点三,丁等。没有戊等且丁等不超过两门就可升级,所以周树人得以升入二年级,而与周树人一起拍照留影的几位都是留级生,有的还留了不止一年。

关于鲁迅《藤野先生》里提到的漏题事件,《记录》记载:“解剖学由敷波、藤野两教授担任,周树人的成绩是‘丁’,可见周树人得以晋级乃藤野先生做了手脚的谣传根本站不住脚。造谣者显然是因为嫉妒藤野先生对周树人的热心指导。”而“周树人面对流言蜚语并未采取什么行动,在铃木看来他平静如常”。谈到藤野先生,班长铃木说,“别的老师倒没什么,藤野先生常出问题”,“从没见过藤野笑”,认为漏题事件是留级生的恶作剧,因为大多数学生都对严厉执拗的藤野先生心怀不满。

《惜别》里藤野先生严格又正义,一本正经地教诲学生:“东亚本来的道义像一股潜流暗自流淌,我们东洋人根本上都是相接相连的,背负同样的命运。”此亦藤野,彼亦藤野,倒也未必矛盾。至于鲁迅《藤野先生》与《〈呐喊〉自序》都提到的幻灯事件,《惜别》的处理是按图索骥,从《藤野先生》中捡出“拍掌欢呼”这一情节,又写周树人“打开教室侧门悄悄溜到走廊”,田中尾随而去,二人就在校园里的山樱树下聊天,仍近乎温情脉脉。铃木则强调看幻灯时安安静静,没人喊万岁。那么事情就有些罗生门味道了。竹内好当年要是读到这些回忆,不知该作何感想。 

除了关怀东亚、书写友情,《惜别》对周树人弃医从文的理解、对周树人与基督教关系的思考亦可称道。在太宰式鲁迅想象中,迷惘徘徊的青春时代,文学与宗教乃“支那最初的文明病患者”周树人的两大关心所在。太宰“精神上乃芥川之子,漱石之孙”,是骨子里的文人。读太宰亦会想到波德莱尔、契诃夫、卡夫卡、塞林格以及郁达夫和鲁迅。太宰口无遮拦的自我告白像极郁达夫,孤独绝望暗淡颓败的终末色调则近鲁迅。鲁迅自小喜文字、好美术、影写画谱、买书抄书,自得文人之乐。走异路逃异地学科学习医术,仍不改初心,亦是骨子里的文人。

《仙台书简》中说“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日必暗记,脑力顿疲”,而收到友人所寄《黑奴吁天录》后“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一年下来周树人虽未留级,成绩却不够理想。彼时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翌年章炳麟出狱东渡、主笔《民报》,激进思想与豪杰人物尽在东洋帝都,东京于是成为清国留学生思考东亚文化与想象华夏未来的园地。

藤井省三在评传《鲁迅》中亦指出大都会对文人的刺激与加持:“鲁迅在医专期间三赴东京,最后退学回到东京,难道不是因为忘不了传媒都会的快感昂奋吗?”周树人追寻“心声”,告别仙台与医学,回归一介文人,在东京读书作文办杂志,如鱼得水。这里的文人固然是作为启蒙者的文人,更是作为生活者与书写者的文人,我写故我在的文人,有“无用之用”的文人。

《惜别》里田中卓说:“他绝不是看了幻灯才突然开始弄文艺,一句话,他本来就喜欢文艺。……我只能这么想。那条道儿,若非喜欢是走不下去的。”说出了周树人的心声。弃医从文是一个“国民觉醒故事”(董炳月:《“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也是一个文人复归的故事。

《鲁迅形影》收录文章16篇,上编10篇为鲁迅研究论文;下编6篇为对鲁迅研究的评论。《“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被收录其中(董炳月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来源:douban.com)

太宰与鲁迅皆出生于地主家庭,都曾接近或参与左翼,亦皆深谙虚无与绝望,又都以书写逃避虚无、抗拒绝望。太宰曾在作品中将自身与耶稣同化,而鲁迅所云“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里面似乎亦藏着耶稣的影子。在情绪相对平稳的中期以及疾风怒涛般的晚期,太宰以自己的方式接近基督教,“不信神的爱,只信神的罚”(《人间失格》)。

鲁迅则一直关注基督教文化,留日时期尤为关注,作于东京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皆涉及基督教。基督教对太宰和鲁迅来说文学性似乎都胜过宗教性。太宰说:“基督,我只想着他的苦恼。”(《苦恼年鉴》)又说:“苦恼时定会想到实朝。”(《铁面皮》)耶稣、实朝乃太宰心中的理想形象,《右大臣实朝》叙写有耶稣味道的艺术家实朝挨不过乱世而走向毁灭,演绎太宰的失败美学与灭亡美学。《惜别》中的周树人则是徘徊于十字架下的青春形象,质疑现代文明亦质疑启蒙,他关于摩西的大段道白即道出了启蒙者的彷徨与绝望。

《惜别》里周树人还说:“我敬佩基督教‘爱邻如爱己’的思想,甚至想过信教,但教会夸张的姿态阻碍了我。”这段话往往被理解成太宰治的夫子自道,但考虑到鲁迅尊重宗教却厌恶虚伪的教徒、不否定儒家思想却鄙视“圣人之徒”及“伪士”,这段话好像也未必就不会从周树人嘴里说出来。太宰对周树人的理解直观且独到,早早意识到了鲁迅与基督教的关联。日本学界除竹内好在《鲁迅》中提到过鲁迅的“赎罪意识”外,最早的相关论文应该是高田淳发表于一九六七年的《关于鲁迅的“复仇”——〈野草〉“复仇”论兼论鲁迅基督教观》。

《鲁迅:光明意识与幽暗意识》一书沿着基督教文化这一独特的坐标和方向对鲁迅的思想和精神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细致解读,提出鲁迅最深的精神资源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启蒙思想的人道主义,而是“希伯来精神”影响下的“个”的精神和“幽暗意识”这一重要观点,是国内研究鲁迅与基督教关系的代表性专著(齐宏伟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来源:douban.com)

太宰是日本现代文学的象征性人物,相马正一称他为“语言炼金术师”,佐藤春夫称其文章“看似浮薄实则诚实,看似华丽实则沉郁”(《太宰的文学》)。话说《惜别》,有些地方也的确别致,比如拿乌鸦喻人:“一只乌鸦独立枯枝,羽翼漆黑闪亮,自成风景,几十只乌鸦扎堆儿嚷嚷便不成体统”,“数百只凑一块儿则显得猥杂,乌鸦们谁看谁都别扭”。又如松岛风籁乍起,周树人说:“正觉得缺点儿什么呢,加上风过松枝的声音,松岛一景才算完满。”都有太宰味道。不过看完《津轻》再看《惜别》,却有些像看完《红楼梦》前八十回再看后四十回。

《惜别》不到十万字,周树人在松岛的旅馆对田中卓讲述自家身世与自国现状时就口若悬河、一气说出一万七千来字,且几乎没分段。周树人雪夜访田中时又一气说出三千多字,然后问:“几点了?太晚了吧?”意犹未尽,接着口若悬河。原本文字机巧的太宰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昏头昏脑地连夜赶写关于鲁迅的读书报告,自是不免粗糙,也难怪这些地方日后会为众多评者诟病。太宰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给山下良三的明信片中说:“闹空袭,钻出防空壕写上半页纸,高射炮响得厉害了就又钻回去,《惜别》就是这么写成的。文气容或有些不畅,唉,精神可嘉啊!”很难说太宰心里没有遗憾。

《太宰治的人生笔记》,[日]太宰治著,王淑仪译,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来源:douban.com)

战后,国之衰败、价值系统之崩溃已令太宰颓靡,农地改革后津岛家痛失土地、风光不再,更令太宰失落。耽读契诃夫的太宰于是创作了东洋版《樱桃园》——《斜阳》,为故家的没落也为日本的旧时代唱挽歌。

《斜阳》之外,短短两年里太宰还完成了《维庸之妻》《人间失格》等佳作,作为畅销作家红得发紫,同时又在几个女人之间疲于奔命,踉踉跄跄。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写给弟子小山清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太宰说:“如今生着病,跟女人也纠缠不清,真个是半生不死。”周树人三十六岁成为鲁迅,以《狂人日记》正式登场;太宰治三十八岁入水身亡,留下未完的《再见》。太宰若有机会修改《惜别》,将那些读书报告化为小说的有机成分,《惜别》这部“跨越国境的友爱故事”、这本别样的“鲁迅前传”或许会更可读。

在《鸥》里太宰治还说:“我现在不是人,是一种叫作艺术家的奇妙动物。”汉学家皓首穷经,到头来也许仍不免物我两隔;艺术家偶一路过,或者就是个心有灵犀、心明眼亮。太宰治的《惜别》常会让我想起贝特鲁奇的《末代皇帝》。

《惜别》,[日]太宰治著,日文原版,新潮文库出版社1973年版(来源:kongfz.com)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