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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恶事看起来平滑无波,因着记忆的边缘性,我们置身事外

《沉默小提琴》出版后,有说法国文化圈「每个人都在问这个乔莫.卡布列是谁」──「每个人」当然略嫌夸张了,不过由此可见轰动的盛况。台湾南方家园出版社在二○一五年即出版了卡布列的《河流之声》,卡布列在台湾,不是陌生的名字。令人大感惊讶的是,小说技艺不凡的卡布列,从《河流之声》到《沉默小提琴》,简直是「从健走一跃为飞翔」──这个大弹跳式的「突飞猛进」,除了是读者之福,也给「文学无止尽」之说,添一佳话。

卡布列接受访问时表示,写完《沉默小提琴》,他都要「陷入昏厥」了──不死心的记者还要问,这是比喻,还是他真的昏过去了?[1]这番对话其实表示的是,像《沉默小提琴》这样的小说,作者不是用力或用心写,而几乎要以一种「销魂式」的专注才可能完成,如果说卡布列本人真的因写此书而灵魂出窍,似乎也不足为奇。

「暗黑」、「时常非常好笑」以及「拘谨」都是法国书评曾出现的评语,其中又以「拘谨」一词最为有趣,也是非常高的评价,「小说家的拘谨」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从不直接暴露观点与意向」,虽然人物可能大鸣大放,情节也会上山下海,但是读者究竟该怎么想,小说绝不提供任何出借的「现成物」──这是为什么总有「谋杀悬疑」处于叙事中心的卡布列小说,文句一如儿童文学般轻松易读,其严肃寓意却绝非一蹴可几。

有次我开玩笑道:罗兰.巴特,不过就是一个很会整理东西的家伙。然而这话绝非贬意,善于整理,不只能使人找到大量以为已经不在的事物,还能让东西变得好使。对于小说家来说,选择什么做为整理的对象,之后是否将事物整理成一个可意识的新环境,可以对应的,就是作品的范围以及完成度。有些小说家针对的范围只是一人一物,这也不能说是简单,《沉默小提琴》里的小提琴,就可以说是「一物」的范围──卡布列从制它的木材写起!

如果意大利小村的唱木人(木材专家)亚畅没有因为杀死灭林的纵火犯,而逃亡到修道院附近;如果距亚畅时代三百年前,尼古劳.依梅利克,西班牙阿拉贡王国宗教法庭最高法官,没有下令杀死原为米格尔的胡利亚修士,以至于胡利亚修士丧生于「树下」;如果制琴师白贡齐没为了截断学徒罗伦佐与自己女儿的恋情,而以木材收买罗伦佐──缺少任一细节,这把迷坏多人,包括主述者阿德里亚父子两代的小提琴,不可能诞生。──这原会只以「上好木材」带过的故事,还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然而这一小部分,已触及了环境与生计、宗教势力与修道院、父家长权力、贿赂与爱情,种种人类行为的原型与欧洲生活史。

小说中的尼古劳.依梅利克是历史人物,他除了是米格尔变成胡利亚的原因之一,依梅利克还对阅读与散播卢尔思想的后继者进行迫害;而卢尔是写作了第一部加泰隆尼亚文学作品的全方位作家,当主角阿德里亚开始进行《欧洲思想史》的写作时,还以卢尔、维柯与柏林三人并列,令其与当代人进行虚构的对话。当灭绝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霍斯出现时,卡布列还让横亘不同世纪的依梅利克与霍斯,两人的自我难分彼此。

依梅利克与卢尔都是加泰隆尼亚人,分别代表了位高权重(或权滥)与文化超前两种典型──这是同为加泰隆尼亚人的卡布列,绝对会比其他语系作家更为了解的部分。

小说开始没多久,我们就看到一个加泰隆尼亚的虎爸,对儿子阿德里亚的计划包括在上大学前就要精通十种语言,他生气时,还会同时以芬兰语与匈牙利语对儿子说「不」──这个一度赴罗马留学的男人,因为恋情断送了在学问摇篮里精神的安适,却也因为结识了超级世俗的同学莫尔林神父,而使趁火打劫的收藏家买卖更上一层楼。落难的犹太人与窜逃的纳粹分子都是他占便宜的对象──阿德里亚说自己的父亲对他来说是个「谜」──这不只因为以小孩的眼光看父母,原就有天威难测的部分,还要加上这个穿梭在手稿与古董之间的商人父亲,行事本就隐密──最诡谲的是,爱好古物古文书,难道不是珍惜文化吗?珍惜文化怎会同时与反智、冷酷与缺乏内省等可怕性格紧密相连呢?卡布列问的不是单一人物的精神状态,这个几乎是痛楚的困惑,是奥斯威辛之后,欧陆苦苦追问的主题。

「侵占」与「恋物」这几个词,从未显眼地出现,我们看到的,反而像是追求的智谋与拥有的「精神」满足。这是卡布列高明之处:「认识人」必须就是「认识自欺欺人的人」。太多恶事看起来都平滑无波,除非我们知道前因后果。阿德里亚想对挚爱莎拉写下自己的「错误」──原书名,借自宗教用语可以是「我有罪」,如更口语则可以说「我的错」──然而这不是一般的情书,两个家庭对立如同罗密欧与朱丽叶,但莎拉不只追求爱情,她要求阿德里亚有良知──这是小说中亲情友情或爱情配对中,都不存在的一种要求。

「父权」这字同样不是小说的用词──然而一如「当胡利亚还是米格尔时」的故事,不能不让我们有这种联想──那个对说实话的女人,无动于衷的男人,多么像我们记忆中,一度不相信大屠杀会存在,而选择置身事外的「外人」……;恶与恶也许并不等同,卡布列唤起的联想,无疑带有这种意味:轻贱女人,这是渊远流长的恶;但却因记忆的边缘性以及知识的失传,使我们从未有足够的正视──该学的教训根本从未学起来──我们以为大屠杀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但是它的温床存在得更早──这就回到小说对记忆一事的关注。

小说是用来取代记忆的事物吗?我可以想像抗议的声音,而我也非常同意抗议。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同时具有「虚构」与「历史指涉」两种性格的卡布列小说呢?一方面,小说并不篡夺历史记忆的位置,但是积极与记忆建立关系──纳粹霍斯究竟有没有让依梅利克,做为他纳粹精神的后盾,这当然有虚构的成分,小说家的提议,将两者靠近,效果当然不是谁是谁的转世,而是引发思考:两种历史是否可以对照?[2]

又比如,尼伯龙根的故事透过音乐,与阿德里安的父子关系相渗透,效果不是陪衬──而是生产了更多的「无形词汇」──当两字相加,可以产生第三个意思(比如「凤」加「梨」变成「菠萝」),两个事件交插,在我们的感知上,也会产生第三份记忆。这种蒙太奇剪接,在电影艺术范畴,完全不是新事,卡布列运用在小说里,并不稀奇,然而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动用小说技巧,把这种非共时的剪接或迭印,做得如此简洁。以对话为例,卡布列极少在发话者前后加上「某人说道」──当他将两组不同时空的对话串在一起时,有时也完全不加上发话者身份线索,但是我们读起来却丝毫不乱,马上了解对话不在物理的同一时空中,是小说家的意念,让不可能交错之物交错。这种书写的跳脱自由,赋予小说更鲜明的虚拟性格,呈现给我们的,不是用来拜物的记忆之「物」,而更是「记忆的记忆」。

从《河流之声》到《沉默小提琴》,「转型正义」都是小说不直接说出,却关切的主题。然而,加害者与受害者并非以两大对立集团的形式出现;卡布列的焦点往往在单独的个人。做为拥有一己贪嗔爱恨的个体,如何负起独一无二的责任?阿德里亚,因为家世不名誉,而在一开始被莎拉的家庭敬而远之,在留学德国的他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他对「返还犹太人财物」的注意,如果没有与莎拉的爱情,他有关纳粹的记忆,最具代表性的或许只是,因为家中藏有茨威格的手稿,而知道那是一个「自杀的人」。记忆的吊诡也在此:可以在记得很多的同时,完全远离核心。面对面的接触,具有最全面的知识力量──然而以集中营的恐怖来说,死者不能言,许多幸存者痛不欲生而自杀──这都导致必须生于记忆的知识濒危。

历史学家曾阅读过去的相关档案,指出处理犹太人索赔案件的部长表示:「我建议我们拖延这个议题。」[3]这或许不是所有事例中最令人发指的,但比对小说中阿德里亚的行为,不难发现,卡布列塑造的他,或许是许多欧洲人──甚至非欧洲人的缩影:对自己拥有物的关心,远远凌驾于恢复公平正义。阿德里亚的「拖延」与他父亲的「聚敛」同样神秘。不能做一个更好的人,是《沉默小提琴》众多故事重复的同一主题,造成的伤害,却有可能不只是他人,也是真真切切的自己。不见得有法律能惩罚这些在灰色地带的罪,到最后,卡布列并没有指出,我们完全料想不到的「恶人」,将会有什么样的人生,然而我们只要稍加想像,就不能不痛心,人类为恶事付出的代价,何其荒谬。

小说多次出现不同的修道院,意味不尽相同。其中圣彼得.德.布尔加尔修道院贯串小说;圣玛莉亚.德.杰利修道院常伴随前者出现──阿德里亚家中挂有以圣玛利亚.德.杰利修道为主题的画作,「一如许多地方都有《最后的审判》」。修道院的死历史,不是小说的重点,我们越往下读,会越明白。为什么作者要描述一座山上的两家修道院?去圣彼得.德.布尔加尔之前,会经过圣玛利亚.德.杰利修道(此类似象征性的「等候室」,在小说大部分的情节中它都只是前驿角色)──初读时,只要有「彼得高、玛利亚低」的方位感即可。修道院仿佛提供了另一个时空,假设世界之中,总有「另一个世界」可去可退──这是真的吗?音乐、知识、文物或爱情,何尝不是人类想像的「庇护所」?然而,把我们从世界分割到某个小世界中,可能吗?

《河流之声》与《沉默小提琴》都关注人们的生活、成长、停滞与变质,在小说里,未必钜细靡遗,却有让我们直面「人之一生」的震撼。两部小说中,「玷污死者」都以令人意想不到,甚至恐怖滑稽的方式出现,既是对人性冷冽的观察,也撼动读者听故事平稳的被动安全状态──这不只是小说家的锐眼,亦蕴含对社会中「掏空真实、滥用历史」的各种僭越与恶性,最深沉与严厉的警告。

在文体的自由遨游与「私小说」栩栩如生引发笑意一事上,我们想起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4];在对欧洲人文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上,《沉默小提琴》比赫曼.赫塞的《玻璃珠游戏》清畅且加上了性别意识;在讽刺上,我们不能不想到《伊底帕斯王》。在卡布列小说中,我们仿佛听到坚定的回音,说着:「我建议我们不要拖延这些议题。」

文章来源:网文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