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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勇《认祖归宗》:民间伦理价值的再发现

好的作品往往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李新勇的短篇小说《认祖归宗》(刊于《红豆》2020年第一期“主编荐读”栏目)就有这种效果。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就情节而言并不复杂,讲述归国华侨熊老先生在作家“我”以及一干人的善意忽悠下“误认他乡作故乡”的故事。尽管是欺骗行为,“我”却毫无内疚之感,因为熊老先生的心满意足表明他的乡愁已经找到了最佳的释放。尽管老人找到的并不是他出生的确切村落,但这块土地及其文化气息确实与他息息相通,他在这里寻求到了精神的归宿之地,这才是最重要的。《认祖归宗》轻松笑噱的叙述背后,有深意存焉。小说试图启发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故乡日渐遥远,但故土的民间伦理、文化精神始终是我们立身处世不能丢弃的东西;寻根问祖,并不一定就局限在修族谱、建祠堂等外在形式上,而是要审视、追溯我们的精神血脉,认真思考传统德行、风尚的传承,真正寻找到我们精神的“根”。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关注焦点与着迷点,从2012年的中短篇小说集《丽日红尘》到2016年长篇小说《风乐桃花》再到近年来的创作,对民间伦理问题的持续思考贯穿了“70后”作家李新勇的主要作品。他此前的作品在主题上往往涉及乡土的荒凉与人心的蜕变,但始终坚持认为优秀的传统民间伦理可以拯救当下的道德困境。《认祖归宗》无疑也是作者这一叙述脉络上的最新成果。

《认祖归宗》里的主人公熊老先生七八岁时跟他爹出去讨饭,后来当了华工,远涉重洋。等到白发苍苍想要寻找故乡时,他只记得自己出生的省和县,具体的村落就记不清了。熊老先生的遭遇其实很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以及“我”所隐射的现实中的作者,都是异乡的漂泊者。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无数人群从乡村涌向都市、异国,与故乡的距离日渐遥远。即使没有像熊老先生那样记不清故乡的名字,但故乡也已逐渐面目全非。在功利化、格式化的都市空间中,逐渐沦为高度理性化、原子化的个人,逐渐疏离了与故土、与亲人、与家族的联系,人情也日渐淡薄。

上世纪90年代,人文学者就在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精神的失落无疑有着复杂、多重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包括民间伦理精神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失落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在李新勇看来,重新审视和发现民间伦理的价值,回归传统优秀伦理、寻求安身立命之道是解决当代人精神症候的一条可行之道,也是他一直在文学书写中反复探讨的命题。敬宗收族、认祖归宗,也是传统民间伦理的重要内容。祭奠祖宗,缅怀先人,因为与传统宗法制度、家族文化的关系,曾被视为封建迷信,但如今越来越成为中华孝道之一部分,感念先祖的好,活着的人才会自觉不自觉地给后世子孙做好表率,以便将来后世子孙有理由来缅怀。熊老先生之所以不远万里回来认祖归宗,表面上的原因是为了确认自己的出生地、纾解自己的乡愁,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为了寻找到自己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根。众所周知,人是不能没有身份而存在的。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往往具有多重复杂身份。其中,民族文化身份是根植于人们内心、无法更改的。所以,熊老先生迫切地想要回到故乡、在祖宗面前磕头,就是要重新确认自己与故土文化的亲密关系,确认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回归文化共同体。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小说中的作家“我”才没有拘泥于熊老先生的具体出生地,而是根据当地文化的特征和时代特征,为老人构置了一个个少年故事,使得老人少年时代的记忆纷纷找到落脚点,成功地无缝对接。对于海外游子而言,认祖归宗最终要回归的是自己的精神血脉,回归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中,也就是李新勇在创作谈中所说的,“乡情从来不是虚构的,哪里有故土的气息,哪里有故土的品性,哪里有故土的文化和精神,哪里就是故乡。对炎黄子孙而言,故乡的名字便是:中国。这是家,这是国,这是吾血吾土。”

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