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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对比《围城》和《变形记》 我发现了陌生化的神奇

“陌生化”是由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出的。意思是把众人熟悉的事物,进行独特的“异化处理”,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产生更大的艺术效果。

也就是说,通过陌生化的创作方法,那些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平淡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也变得“神奇”了许多。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主题。

事实上,中外许多佳作,都运用到了陌生化的创作方法。本文以钱钟书的《围城》,和卡夫卡的《变形记》为例,从叙述视角、人物塑造、语言风格三个方面,分析一下陌生化的独特之处。之所以会选取这两部小说作对比,主要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讽刺性。

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梅瑞狄斯说:“讽刺家是一个道德的代理人,往往是一个社会的清道夫,在发泄着心中牢郁不平之气。”

《围城》的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下,钱钟书对各个阶层暴露出来的丑态,进行了讽刺。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创作于一战前夕,那时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开始崇尚金钱、物质且唯利是图。作者通过这部小说,讽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扭曲、以及人们真性情的缺失。

这两部小说皆选取了平淡生活中的小事,通过偏离常规的陌生化技巧,让读者在琐碎的小事里,深刻理解主题,并品尝人性本色。

1. 叙述视角陌生化

在《围城》和《变形记》这两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多变的叙述视角,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并实现了讽刺的目的。

《围城》中的全知视角

他的药是带到学校去卖好价钱的,留着原封不动,准备以十倍的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虽然一包仁丹值钱无几,他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也不够一包仁丹的交情。而要是不给她呢,又显出自己小气。鱼肝油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品,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在《围城》中,作者采取了多变的视角。在全知视角,和“方鸿渐”视角的切换中,揭露了现实的灰暗,和人性的丑恶。这一段以全知的视角,挖掘了李梅亭的内心活动,并讽刺了当下人情不如金钱重的丑相。

李梅亭与孙柔嘉同行去学校赴任,孙柔嘉生病时没有药,出于人道主义,李梅亭本该送药帮忙,但李梅亭却不愿意。作者将“打开的药品”,比喻成“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既赋予了“药”新的意义,也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更讽刺了李梅亭被异化后的自私自利。

《变形记》中“甲虫”的视角

“如果作者想使日常世界陌生化,那么,这一世界就必须落入非同寻常的眼中”。

《变形记》中非同寻常的“眼”,就是“甲虫的眼”。卡夫卡以一只拥有人类思维的“甲虫”作为主人公,从荒诞的甲虫视角出发,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随着“甲虫”的感受,看清人性的异化,体味世间的冷暖。

“对着这个怪物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

自从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妹妹一直负责照顾他。想着自己以前为家庭的付出,格里高尔想当然地认为,家人们是会照顾自己的。但,妹妹的这句话,却令格里高尔崩溃,同时也粉碎了格里高尔生存的最后希望。卡夫卡通过“甲虫”的视角,将日常平凡的生活,变得荒诞、神奇。既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也由此讽刺了亲情的冷漠。

在《围城》中,钱钟书大多使用的是全知视角,进行讽刺;偶尔也会以“方鸿渐”的视角,对周围的事进行反思;而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则以“甲虫”的视角为主,偶尔转变为全知视角,荒诞地呈现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家人、同事对他的冷漠和嫌弃。这两部作品,不仅都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还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讽刺的意义。

2. 人物塑造陌生化

一部小说的精彩之处,离不开作者对人物独具匠心的塑造。《围城》和《变形记》之所以能在文学界大放异彩,与作者的人物塑造分不开。在人物的塑造过程中,为了能达到陌生化的效果,人物不再是单一的平面人,而是更趋于圆形的立体人。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到:圆形人物是指那些具有复杂矛盾性格的人物。

也就是说,在《围城》和《变形记》中,因为主人公们矛盾、复杂的性格,他们的形象也由此而变得更为饱满、真实。而这种多变性的性格,才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这样一来,不仅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有了新奇的体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还能通过人物,对主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围城》中矛盾又真实的方鸿渐

方鸿渐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与周围社会的价值观有冲突,与自己本身,也存在矛盾。

在小说中,我们可知方鸿渐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在欧洲游学期间,他放飞自我,辗转了多个学校,但却没有什么心得,最后甚至连学位都没拿到。其实,他并不在乎什么学位,也想逃离世俗。但是,他又没勇气做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局外人。所以,他买了一张假文凭,并安慰自己这并非不道德。

但文凭是假的这件事,却一直让方鸿渐感到心虚,所以每次在外人面前,他都尽量不提文凭的事。这样的方鸿渐既无法心安理得地融入“社会”,也无法遵从自我,既矛盾又真实。其实,一直以来,方鸿渐都处于一种本我、自我、超我无法调和的状态。既不符合他留学生的身份,又讽刺了当时人们盲目跟风、虚伪的一面。

《变形记》中复杂又纠结的格里高尔

一场噩梦后,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这原本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格里高尔却并没有着急想要变回去。反而担心自己赶不上车会迟到,后来,想到自己未来会受人照顾,他竟感到了一丝窃喜。

格里高尔是一名销售员,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为了家人的生计,他还是牺牲了自己。常年的早出晚归、与工作地点的多变,让他觉得人生无望;与家人只剩下钱的羁绊,又让他感到既恐惧、又想要逃避。

变成甲虫后的格里高尔,反而努力适应甲虫的生活,并不符合常理。而家人们对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嫌弃态度,又表现出了人性温暖的缺失。格里高尔并没有挥动翅膀离开,去追寻他想要的幸福。相反,他很想和家人在一起,但是他又不愿成为负担,于是选择了绝食自杀。

矛盾又纠结的格里高尔,通过自己“变身后”的新奇体验,让读者品尝到了,金钱引起的亲情淡薄、和人情疏离。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哪里有形象,哪里就有陌生化。

方鸿渐和格里高尔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作者通过对他们性格的塑造,既让读者感受到了他们与社会环境冲突时,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也让读者体会了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异化。

3. 语言风格陌生化

什克洛夫斯基在谈到“陌生化理论”时,曾指出:艺术陌生化的前提,就是语言风格的陌生化。

为了达到陌生化的效果,让作品更贴近现实,也更能突出作者想要讽刺的部分。在《围城》和《变形记》这两部小说中,语言风格方面做到了独具匠心。

《围城》中的比喻句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 文学作品中的比喻就是一种“语义的转移”。即“故意不说出熟悉事物的名称, 使熟悉的也变得陌生了, 它描绘物品, 就好像是第一次看见这物品,描绘事件就好像是第一次发生那样”。

和陌生化相似,比喻句的出现,既能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也能给人有一种新的体验。

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官员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或者是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拇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男女之间的“吻”原本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而“宣誓人吻圣经”“信女们吻活佛或是罗马教皇的大拇指”原本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这两种吻本身没有任何相关性,而在这里,钱钟书却分别给它们冠以“本体”和“喻体”,并赋予“男女之吻”新的意义。

即它不一定是美好的,还有可能是不情愿的、敷衍的。方鸿渐并不喜欢苏文纨,一切都是苏文纨的自作多情,但是方鸿渐却没勇气拒绝她,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吻就失去了美好,而变得滑稽、讽刺。而这种失去美好的“吻”,在“庄重”的包裹下,也令人耳目一新。

《变形记》里的零度语言

零度写作,来源于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写作的零度》。现在零度写作方式多指作者在文章中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完全是机械地陈述。零度写作并不是缺乏感情,更不是不要感情;相反,是将澎湃饱满的感情降至冰点,让理性之花升华,写作者从而得以客观、冷静、从容地抒写。

一个荒诞的变身故事,本该讲得激情澎湃。但是,卡夫卡却用最没温度的笔调,叙述了出来。无论是格里高尔卧室的陈设:样品、桌子、贵妇人的画,或是他努力适应甲虫的身体时的动作,都找不到任何比喻、或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

要掀掉被子很容易,他只需把身子稍稍一抬被子就自己滑下来了。可是下一个动作就非常之困难,特别是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他得要有手和胳臂才能让自己坐起来;可是他有的只是无数细小的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他自己却完全无法控制。

这一段描写了格里高尔想要坐起来,却发现身体不受控制。零度的语言,寻常的动作,反倒令读者感到新奇,并跟着格里高尔,走进了他的甲虫世界。而他不急着变回人类,却努力适应甲虫身体的原因,也成了一个谜团,引起了读者的关注。

不管是《围城》里面频繁出现的比喻句,还是《变形记》里零度的语言风格,钱钟书和卡夫卡,都因为语言风格的独具匠心,而实现了陌生化的效果。在引起读者更多关注的同时,讽刺了当时的丑相,并让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小说的主题。

4. 写在最后

其实,无论是《围城》还是《变形记》,作者想要表现的主题,都是人的生存困境、事与愿违、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距离等等。而通过陌生化的创作方法,不仅引起了读者更多的关注,同时也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既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好的故事,也要有好的艺术手法,才能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陌生化的创作手法,正是给了平凡故事一个“化平淡为神奇”的机会。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能接收到作者想要传达的主题,更能通过人物和故事情节,自行体会出人性的本色。

一个好故事,也需要一个好的讲述者。而陌生化的创作技巧,就是这个好的“讲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