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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变色龙》:作家们热衷的“群体” 竟兀自麻木冷漠?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作者特意塑造的“群体形象”。比如,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里面就写到了许多麻木的“酒客”;《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被绑在广场上示众时,雨果也不吝笔墨地描写了那些“看客”们的嘲讽;《变色龙》中,契诃夫更是写到了沙皇统治下,麻木不仁的人群。

那么,在文学作品中,为什么那么多的作者,都喜欢写“群体形象”呢?今天,紫陌就以契诃夫的《变色龙》为例,分析一下“群体形象”在小说中的作用。

《变色龙》是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作品,借由“狗咬人”这件事,作者既讽刺了见风使舵的警察奥楚蔑洛夫,也展现了沙俄统治下小市民们畏惧强权及麻木不仁的一面。

这部作品发表于1884年,当时,俄国正处于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时期。这段时期的警察,作为沙皇专制统治的化身,一方面打着官腔,监督百姓遵守法令;另一方面,又急着献媚邀功。而这段时期的小市民,则每天过着既无聊又好事的日子。

《变色龙》中的“群体形象”主要指的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下的小市民。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正面的,他们都无脑地跟随着“群体”,事不关己地做一名吃瓜群众。

《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不善推理,却又急于行动。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

《变色龙》中的“群体”,从一开始就嘲笑、调侃处于弱势的郝留金。他们本着看乐的心态,推波助澜,甚至唯恐“狗咬人”这件事结束。在整个事件中,“群体”始终在积极的发言,努力地寻找着这件事带给他们的乐趣。而郝留金在这过程中,所受的悲凉遭遇,更是“群体”冷漠与麻木的最好证明。“群体形象”的所作所为,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他们欺凌弱者、落井下石的一面,还在整个故事中,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还原生存环境、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

1. 群体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不错……这是谁家的狗?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我要拿点颜色出来给那些放出狗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那些老爷既然不愿意遵守法令,现在就得管管他们。”

“人群”A:“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

“人群”B:“长官,他本来是开玩笑,把烟卷戳到狗的脸上去;狗呢,可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荒唐的家伙,长官! ”

“人群”C:“没错儿,将军家的”

通过《变色龙》的标题,以及对契诃夫写作风格的了解。刚读开头,读者的内心,往往就已笃定并产生了期待:这是篇讽刺“警察”奥楚蔑洛夫的故事。但继续阅读后,却发现了奥楚蔑洛夫的“公正性”。当他说“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时,我们甚至相信了他的“公正性”。而这份相信,却和我们最开始的“期待视野”发生了冲突。

“期待视野”是由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提出的,他认为读者在进入对一部作品的接受过程之前,总会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等,对文学接受课题进行预先估计与期盼。

正在这时,“群体”中某人的话,给故事带来了转折。听闻这是军家的狗后,想要秉公处理的奥楚蔑洛夫,发生了动摇。他开始污蔑郝留金,企图给他扣上“诈骗犯”的帽子。紧接着,“群体”中某人的调侃,继续推动了故事的发展。据这个人所说,是赫留金欺负狗在先,狗才会反扑的。而赫留金的反驳,及“群体”中的某人,认定并附和“这是军家狗”的言论,则再次将故事推向了高潮。

直到将军家的厨子出来前,我们都认为,这条狗要么是普通人的,要么是军家的。然而,作者却通过厨子的嘴,既揭晓了狗主人是谁,又打破了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定式,给读者带来了一丝惊喜感。

所以,“群体形象”不仅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还在“期待视野”理论的运用下,给读者带去了一丝惊喜。

2. 群体形象,构成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

有人从商店里探出头来,脸上还带着睡意。木柴厂四周很快就聚了一群人,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普洛诃尔喊一声那条狗的名字,带着它从木柴厂走了。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变色龙》中的“群体”,还原了俄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折射出了沙俄统治下,社会的病态。通过“睡意”、“很快就聚了一群人”、“从地底下钻出来”这些词,我们可以看出,在沙皇的统治下,小市民们无聊、沉闷、好事的生活状态。

郝留金被狗咬,成为了受害者,却没有人愿意帮助他,甚至都没有人去同情他。而“群体”中某些人的调侃和嘲讽,更是将“群体”欺凌弱小的一贯性展露无遗。最后的“哈哈大笑”,升华了主题,不仅将郝留金所处的悲凉环境,及人与人之间的麻木、冷漠以“笑”的形式展现,还让我们从群体的“笑”中,看到了社会悲哀的一面。

契诃夫曾在《契诃夫论文学》中指出,“除了人物以外”,还要让读者“可以感到人物从中走出来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也就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群”构成一个社会环境。

《变色龙》中的“群体”,都畏惧强权。只要是跟权力沾边的事,他们都保持着敬畏。所以,军官家厨子的话,都足以让人信服,引人“尊敬”。而在这个捧高踩低、冷漠麻木的社会里,真正受到伤害的郝留金,却必须要承受大家的白眼。

“群体形象”的冷漠嘴脸,还原了当时冷漠、病态的社会。也让大家看到了,郝留金这样的小人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有多么的悲凉。

3. 群体形象,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白费工夫再上那儿去问了,”奥楚蔑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空话了。既然普洛诃尔说这是野狗,那它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不是我们的狗,”普洛诃尔接着说,“这是将军的哥哥的狗。他哥哥是前几天才到这儿来。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小猎狗,他哥哥却喜欢。”

“他哥哥来啦?是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吗?”奥楚蔑洛夫问,整个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

在《变色龙》中,奥楚蔑洛夫每次听到“群体”中某人的话,都会转变一次自己的态度。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决定,会触及到权贵人士的利益。普罗诃尔是将军家的厨子,相对于奥楚蔑洛夫而言,不仅是“群体”中的一员,还是权贵的象征。普罗诃尔作为狗身份的证明人,原本可以一次性交代清楚狗的主人是谁,却偏偏要断开、分成两次说。

这样的断裂,在小说中称为“话语的断裂”。狗被普罗诃尔证实不是“将军的狗”后,奥楚蔑洛夫欲杀死这条狗;当普罗诃尔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时,他又马上堆了满脸的笑容。在普罗诃尔“话语的断裂”下,主人公奥楚蔑洛夫见风使舵、虚伪逢迎的形象也得到了突出。

作家通过笔下人物“话语的断裂”,本来可以一次性说清,却偏偏要断开,分成几次。这样不仅使情节变得跌宕起伏,还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生动。

4. 写在最后

其实,《变色龙》中的“群体形象”,即使放在现如今,也同样具有很深的现实意义。我们既是“群体”的一员,也是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独行者。在《变色龙》中,作者通过对“群体形象”的描写,讽刺了沙皇专制统治下,社会的冷漠和“群体”的麻木。

而现实中,2岁的小悦悦在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辆车碾压,18名路人路过,却视而不见、漠然离去;山西黑砖窑事件中,黑砖窑老板,让残智人员免费做苦力,周边的农民也都漠不关心;浙江一中年男子欲跳楼,围观人群非但不劝阻,反而大呼:“你跳吧跳吧,想想你也不敢跳。”

《变色龙》中,我们生气“群体”的麻木不仁;现实社会里,我们却“模仿”故事中的人物,将冷漠搬到了生活中。

有关实验显示:施助行为与人口的密集度有关系,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场所,人们往往会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这就导致了许多人认为,该做的事情别人会去做,或者认为既然别人不做,那么自己也就不必或者不能做。

这也就是所谓的“从众效应”及“责任分散效应”。因为别人都不管,所以我也可以保持沉默。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冷漠。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自己也有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境遇,也会需要别人的帮助。

《变色龙》中,一个小人物郝留金,一群无聊的看客,演绎了一段可怜的遭遇。现实中,一次从众的决定,一个冷漠的态度,不仅会让无数个悲剧重演,也有可能会将自己推向悲剧的主角座椅上。

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其实,郝留金的悲哀,不在于狗的横行,而在于“群体”的沉默。因为渗入“群体”骨髓的麻木与冷漠,是比“刀”还要锋利的利器,“杀”人于无形。

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以麻木不仁的态度生活。既然活在当下,就不应选择冷漠。事实上,“群体”不该是坏事情的推波助澜者,“群体”应该懂得守望相助的道理,应该学会用温暖和真情,感动世界、温暖人心。

正如萧楚女所说: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

如果“群体”中的每个人,都不再选择冷漠,而是选择温暖,那么整个“群体”就自然会变得温暖,生活也不再只剩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