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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生命哲学 其湘西小说中的神性可以重建吗

对人性的理解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人性的分裂与和谐问题构成了近现代以来中西方艺术的宏大历史叙事,人性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每个作家都用自己的艺术形式来表达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沈从文也是这样,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对人性的审美反思,是沈从文创作的核心思想。

人性是复杂的,沈从文对于人性内涵的审美建构,反映出他独特的生态视角,对人性和谐发展理念的思考使他的作品拥有了超越时空的意义,今天,通过阅读沈从文的作品,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冷静下来思考人性、思考人的发展问题。但是,沈从文在他的湘西世界中建起了一座"希腊小庙",供奉着和谐而美好的神性,他试图将这种神性精神重新注入到中华民族心中,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种神性精神是否可以重建呢?

一、 野性、理性与神性

沈从文遵循的生命哲学观是:"神即自然",神性精神是庄严的,也是自然的,天然的人性发挥到极致,就是神性,神性是人性的理想境界。沈从文将人性的内涵分为三部分,包括:野性、理性和神性。什么是野性?在文化人类学中,"野性"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生命的自然形态,面对自然、面对宇宙而表现出的力量。在湘西世界中,沈从文以"真"为美,努力挖掘生命活力的野性,借此来批判现代都市中人性的压抑,这些原始的、质朴的野性在现代文明中呈现出强盛的生命力。最能反映出生命激情的,就是真挚而原始的爱情描写。

如《月下小景》中的男女主人公,因为不愿意将灵与肉分开,不愿意不屈服于陈规陋习,服毒殉情;在小说《雨后》中,描写了年轻女人和四狗之间自然而亲密的关系;《弹筝者的爱》中,寡妇因为热爱艺术而夜投弹筝人,遭拒绝后自缢。沈从文对纯洁爱情、性爱的描述,没有多少封建礼教的束缚,是带着生命的原始强力的,如此强调人性中野性内涵,是希望用原始的活力来对抗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

什么是理性?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野性是生命激情和活力的来源,而理性则是节制和约束这种自然属性的前提。沈从文在他的理性观中强调了人的道德性,即人是向"善"的。如果缺乏理性的制约,野性便会走向野蛮,自由会走向放肆。《边城》中,翠翠有着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她心性单纯,等待着爱情,如同湘西一样,是美丽的,但也是缺乏理性的,翠翠未来的不可知与湘西一样,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它的自然天性需要理性地思考,而不是纯粹的接受。如何变得理性?在沈从文看来需要怀疑,不能守常不变。

与《边城》相比,《长河》就多了这一层忧患感,再现了物质文明入侵下湘西发生的变化,并且正视这种变化,思考湘西乡镇的未来。沈从文说:"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辰河流域的小镇上,自然和人事保持着和谐,仿佛是没有波澜的清水,而"新生活运动"的到来,保安队长那样的强权者的出现,使这片乐土不再安宁。沈从文在赞赏那些美丽风土人情的同时,也有着很多忧思,"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什么是神性?神性是人性的理想境界,是生命的最高层次表现。生命在自然和社会的维度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它需要神性的引导,才能变得崇高,人性从而走向和谐。沈从文认为的神性是"若将它建筑在抽象的'美'上,结果自然到处见出缺陷和不幸。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有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生命只有有了神性,才会趋向美,神性和美是接近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尤其是科学的支配下,人的灵魂远离了神性,人们的精神出现萎缩,缺少活力,没有责任和担当意识,沈从文认为需要一个"神"或者"神话"来引导,有个"未来"引导它。如果失去神性,就会陷入对物欲的狂热沉迷,而失去了对情感、对美的感受能力。失去对美的信仰,对一个民族来说是毁灭性的,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会被离散,人们的心无法得到安宁。

二、湘西世界中的神性精神是否可以重建?

在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创作进入成熟期,沈从文在回望其文学创作过程时指出:"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到了40年代,沈从文的生命焦虑和文化焦虑加剧,弘扬"生命神性"成为创作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思考着民族道德重造这一重大主题,沈从文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写人性主题潮流中的普通一脉,野性、理性、神性的解析背后,是他对神性不存的担忧和重塑民族精神的愿望。但是,这一理想在实践中显现出它的虚幻性来。

沈从文首先要为"希腊小庙"选址,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熟悉的湘西。文学世界里的"湘西"是一块自然独特的土地,是被"地图遗忘的角落",相对于深受儒家文化的中原而言,这里地势偏僻,生存环境恶劣,生老病死是随机的,生命是偶然的,人民有着深厚的巫神传统。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是具有自然神性精神的群体,他们至真至纯,也有着天生的流弊,沈从文挖掘出与神性相符合的人格,来援助现代民族意识的建构。

然后他试图将这种神性精神渗透到对民族国家意识的思索之中,先从湘西世界中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用他熟悉的湘西人为参照,然后将目光移向民族的未来,从而使中国民族拥有自然健康而又现代理性的人格,正如他所言:"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的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民族"是由"人"构成的集体,沈从文对这种理想的生命范式进行书写和宣扬,同时也对生命的流弊进行现代性的反思,他试图从个体的生命入手,继而上升到国家、民族的"脊梁"的终极追寻,"这种现代生命意识与民族忧患意识的统一,构成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基本品格。"

但是沈从文乐观地认为湘西世界中的"神性"是可以重造的,过于钟情于那种虚幻的"人生形式",表现出他的思想是凌空的,具有不可实现的虚幻性。"然而人是能够重新创造'神'的,且能用这个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现象的扩大,给新的生命一种刺激启迪的。"沈从文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生命理想,把传统的文化遗存和乡土的自然气质重新挖掘,并希望以此来重新建构民族精神,他把民族想象成由健康人格支撑的民族共同体,从乡下找到民族的"根",希望通过过去人类的好的品质即神性来重塑未来,催发出现代人健康的精神与品格,重燃年轻人的自尊和自信。

从中国当时的环境来看,这种思想是不可能生根发芽的,具有"乌托邦"色彩,最终他的艺术创作也无以为继,现实和理想的冲突让他不得不停笔转向客观的服饰研究。可是沈从文小说中的神性精神是永恒的,在和平时代,其湘西小说同样有着警策意义,他对健康人性的执着追求,提醒着每一个人撇开虚伪,勇敢去做一个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