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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诗歌中的超拔存在 鸥外鸥与《被开垦的处女地》

1941年,香港沦陷,诗人鸥外鸥逃往桂林。42年,在目睹了大批香港资本家和原来住民涌入桂林、破坏了桂林原初的纯朴风气后,鸥外鸥写下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传染病乘了急列车》等系列作品。

《被开垦的处女地》可以看作是一首社会寓言诗。诗人通过比喻象征等方式暗示香港商业文明对山城桂林的入侵,并展现了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质疑和忧虑。起始两段,诗人反复渲染群山对于桂林这片处女地的包围和守护。这些护卫者触目可及,无处不在,是狼犬的齿,是自然的墙,是阻拒的手。它们体现着山城抵抗外来文物的强力和决心。

但看似强大的"自然防线"轻易间就失去了效力,现代文物乘着列车顺指缝悄然溜入,撼动整片山野星空。它们播种垦荒,成了这片处女地的主人。种种超现实的想象实际上是桂林现状的隐喻:这座原始山城遭受了现代商业文明隐蔽、高效的流动性渗透入侵,原始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都被动摇。在鸥外鸥对此现象的关注中,可以看到他对于"现代文物"对传统自然朴素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状态强侵略性的警惕。

在这首诗歌中,诗人所展现的并非战时一般左翼文学简单化的社会批判和阶级分析,而是着眼于现代文明和原始文明相遇后面临的难题:开放似乎是难以逃避的历史必然进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着现代文明对原始本土文明的倾轧,使得文明交流的结果导致的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掠夺和吸血式的"建设"——那震撼了山野星空的现代文物,来"开垦这未开垦的处女地了"。诗人"站在群山高处"冷静观察着,用种种意象将这一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得整首诗既具有个人价值判断的倾向,又没有因为主观情感的过分介入沦为社会意识、政治意识的宣泄。这在以救亡为首要前提、文学性退居边缘的战时状态下,是一种相当难得的文学自觉。

立意和写作方式以外,这首诗在技巧探索方面上的成就更值得注意。它借鉴了未来主义图像诗的创作技法,通过字体的大小和排版达到"具象化"的效果。"山"字本来是象形字,大小参差的"山山山"的排布,很容易激起读者山峦起伏、群山漫衍的想象。在形容山墙的阻拒力量时("向外来的现代的一切陌生的来客/四面八方举起了一双双拒绝的手挡住"),鸥外鸥放大了后边的字体,以前后字体形态的差异刺激对于"手"之大、"拒绝"之坚决的想象,强化了群山的力量感。在写现代文物"都在不知不觉的缝隙中闪身进来"时用缩小字体呈现,产生一种现代文物偷偷溜进来的形象的视觉体验。

这些针对视觉的形式探索在战时诗歌实践中显得特立独行。抗战爆发后,出于打动民众宣传抗日的需要,朗诵诗被重视起来,风行一时。它不仅吸引了艾青、朱自清等重要作家的关注,并在桂林、重庆、昆明等大后方展开比较大的规模。这些诗歌将思想诉诸听觉,促进了文艺大众化,鼓舞了抗战精神,但在艺术上未免粗糙,体现了比较强的功利追求。鸥外鸥的具象诗,和战时朗诵诗相比,无疑是朝向另一个方向的诗艺探索。他借由字体变化把文字本身的视觉效果和诗歌意象结合起来,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大小变换的字列营造出了强弱交替的律动感。

这些手法可能不算直白易懂,未必有朗诵诗那样的宣传效果,但是它具备更强的艺术感染力。而在实际阅读中,我认为"具象诗"和"朗诵诗"也存在相通之处。鸥外鸥放大诗句字体有时是为了强调的需要(例如"包围住了四十万人的桂林""注意呵""现代文明的善亦或恶吧"等),这种强调一方面带来了视觉的强调,另一方面似乎有着引导读者在默读过程中增大默读音量的效果。

这与朗诵诗在朗读过程中通过音量起伏影响读者异曲同工。具象诗可以比普通排版的诗歌更容易攫取读者的注意力,引导读者的意识、思想、情感随着作者的需要而起伏,堪称"默声的朗诵诗"。能够看到,左翼立场的鸥外鸥,并没有专注于自身的现代主义形式探索而忽视受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在对具象诗的打磨里,既有着对更高艺术技艺的追求,也有着企图通过影响民众、唤醒民众、以诗歌干预社会生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