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页
  2. 网络文学

常小琥:回家

在精神科,多重的病人我都治过,自认为算是见多识广,可是我却被一个病人家属给吓住了。那是一位母亲。

初次见面时,我记得她迟到了,这让我不太高兴,因为这可是她三年来第一次见儿子,再说也正是她千方百计才争取到这个机会的。我只好担起身上的两百多斤肉,走下楼梯去迎她。在病房楼门口,我发现一个女人正面朝院墙,躲在树荫下哭。“孟姐!”我试着喊她名字。她没有动,但我判断她就是我病人的母亲。

我站到她身后问,“您都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还不进来?”过了一会儿,孟姐转身。即便早有准备,我还是不由自主地退后半步。树荫下,孟姐的长鬓贴住面颊,可她的脸和下巴依旧可见许多道白色刀口,其他部位被衬衫和长袖遮盖,我却还是能想到它们布满她全身的样子。孟姐被看得不安,她错开身,从我旁边走向病房楼。我杵在地上,才意识到这三年里她的伤口一点也没有变浅。

我把孟姐领上二楼的休息区,那上面笼罩着球形玻璃顶,四周走廊环绕。我见孟姐仰头张望,立即指给她方向,并且告诉她别着急,等病人服过早晨的药,我就带她去见大雷——她的儿子。想到自己即将目睹母子重逢的情景,我不免有些激动。可是孟姐反而显得沉郁,尤其在她那张搓衣板一般的瘪脸上,桃核形状的单眼皮还被畏怯神色占据。孟姐说:“我是来见你的。”我听到了,却没有说话,因为感觉有点被耍了。孟姐说:“你别见怪,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其实在路上我已经鼓足了勇气。”她低下头,喉咙使劲在往下咽,手也跟着攥成拳头,在那儿发颤。她又说:“我告诉自己,你已经给自己三年时间去恢复了,这三年里大雷每天都在遭罪。”孟姐又抬头看我,那表情好像是我逼她来这里见儿子的。“可是刚刚在病房楼外,我发现我还是没准备好见到他,见到他那张脸。”

这个我多少还能理解,换成是谁,被亲儿子砍了一百来刀,还要来见他,都是一件艰难的事。坦率地说,我对治疗精神病人熟门熟路,可确实不怎么通晓普通人的想法。我问孟姐:“您想让我说什么?”孟姐说:“我想听你讲讲他的近况,比如他吃得好吗,每天可以洗澡吗,平常是否还有幻觉?”我如实回答,医院伙食比他以前住的地方强多了,病房里随时能放热水,还有男护士给他洗澡。只要他需要,这里抽烟是不限量的。孟姐又问:“他能和你正常交流吗?”我说:“会聊几句。”我本想让母子俩直接交谈的,这对他们都好。“聊什么?”她又问下去。“我问他,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住进来吗?”“他怎么说?”孟姐盯着我。“杀妈。他告诉我。”

从孟姐口中,我得知她和大雷父亲同在清华核物理研究所工作,两人早年被调到甘肃教书,发誓永远留在那里。之后校领导觉得他可恶,大雷父亲被列为肃反对象,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犯了“可恶罪”。这下他真的永远留在那里了。大雷出生时父亲挨批,学生把他的大字报贴满院墙,每天必来抄家。只要大雷父亲刚一动身,他的学生就围拢过来,暗中把他挤倒在地,打得浑身血印,神志不清。后面有学生负责丢绳子,孟姐还被抓住头发,压在地上,逼到墙角捆打。从此大雷父亲变得极为孤僻,甚至是自私,对母子俩也不再过问。有次批斗回家,他突然要掐死大雷,孟姐跳下楼去喊人,被救下来时大雷四肢抽搐。

平反以后,父亲没有和大雷在一张桌子前吃过饭。大雷考上人大新闻系,父母离异,他进入新华社做记者,父亲去世。家里没有摆过逝者的照片,大雷就凭着儿时记忆,用钢笔画出父亲的肖像放在书桌上。后来孟姐看到儿子要么是对那副肖像讲上几句话,要么就是低头沉思。再后来她收拾屋子时扔掉一张,大雷就重画一张,而且越画笔触越细。

对于被儿子砍伤这件事,不管孟姐怎么回忆,那天傍晚都是红色的。也就是说,这抹红色每天都蒙在她眼前。当时大雷正在书桌前埋头苦写,孟姐到家换鞋时,脖子开始发热,她解开衣领擦汗,却感觉到汗液在顺小臂流淌。她意识到自己正在流血时,大雷已经要砍第二刀了。孟姐回头去找儿子,却见到他手里握有切菜尖刀。他说听到父亲告诉他,现在必须处决三千万人,只有把你妈砍死才能避免。孟姐夺门而逃,一双光脚却被自己的血滑倒,接着她像是甲壳虫一样,四肢飞快地在楼道爬行。爬到楼梯口时,孟姐再次回头确认,在猩红色视线里,却见到一张恍恍惚惚的脸,正朝她不停挥臂,刀也砍在腿肚子上。

孟姐像是一条沉底的鱼,大头朝下,坠下楼梯,她希望借此能把自己摔醒。可在坚硬台阶上,她的血却比她跑得更快,大雷仍然形影不离地在背上砍了一刀又一刀。当孟姐终于爬出楼门口,儿子也骑到她身上。她用双臂护住脸,刀却像暴雨一样落下。孟姐看到自己的血也溅到了儿子脸上。

后来是小区保安用墩布打走了大雷,孟姐在地上全身绷紧,且布满红色。路灯下,她张大双手,僵在身前,像是一块烧焦的木炭,令周围人不敢靠近。

事后大雷被公安局的精神病院收治,关在怀柔郊外一座荒山下,而且这辈子都不能出去。在那里他和许多犯过人命的病友,一起过着牲口般的日子。所有人准点喂食、准点吃药、准点抽烟,没人管他们是否洗澡,或者送进去的饭是不是臭了。孟姐知道儿子在那地方就剩下等死了,三年里她一边治伤,一边找清华的领导、新华社的领导,死活要把儿子转到我们院。事实上,关在那地方的大雷已被药物俘虏,幻听和精神分裂症越来越重,并且三年里连一次澡都没洗过。

当我在本院接收病人,见到的是一个斜颈、吐舌,青光眼,且不能静坐的怪物,而且比孟姐还显老。大雷那时头顶正中秃了一道子,那是常年用脑袋顶墙造成的。他一双肿眼泡像是被缝上了,而且歪歪扭扭的脸上五官错落,看久了你会有晕车的感觉。很多前辈告诉过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眼神和常人不同,我也留意到,大雷不交流时目光总是怔怔发直,甚至带有一点恶毒和阴冷。回答问题时他除了不停地说“烟烟”再不多讲一个字,那点文化人气质早就没了。更离谱的是他身上不仅全是发亮的黑斑,而且脏得已经长鳞了,洗澡时得拿砂纸使劲挫。

关于自己“杀妈”这件事,大雷都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这些年任何人都能绘声绘色地把那晚的全过程讲述一遍,而且越讲越兴奋。哪怕是入院多年的患者,也要对大雷另眼相待,仿佛他已不是病人,连人都不是。其实那晚的大雷已经丧失了自我意识,他被脑子里的声音控制,那声音以预示的口吻对他发出越加具体的命令——“拿刀砍死你妈”,像是一个主宰者。对抗这个声音的办法只有吃药,所以很多顶级精神科专家认为,“精分”患者就应该维持药效。可既然要大雷恢复正常,我又得控制他的药量,这样才能每天进行交谈,我才能做针对性的心理治疗。随着大雷出现幻听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又能重新看书、写诗和作画了。他和我谈起王国维、傅雷和老舍,谈起梁漱溟和冯友兰,却闭口不提自己的父母。

他说病房里有酒。我说不可能,我不会让我的病人碰酒的。他说他们趁着午休的时候,出去买酒,放进矿泉水瓶里带进来。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连裤子都不会提,可随时记住要把瓶盖盖好。再看看他们喝酒的姿势,像抽大烟一样,用手掌托着。这些病人的通感比正常人还要灵敏,他们能听见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在医学科技发展到那个地步之前,你也不知道谁才是对的。想想看,如果他们是对的,而我却在想方设法治好他,真是够讽刺的。可是当我把话引向孟姐,引向他的家庭。大雷说:“大夫,我知道杀妈是不对的。”

如今孟姐也不再介意穿些短袖衣裳,暴露小臂、肌腱和脖子的刀口。她和大雷也可以聊聊天,还会带来零食和烟,那是大雷最开心的时刻。我也为此感到满意,看到那么大的创伤在母子俩身上愈合,这可是绝无仅有的成果。有次探视结束,我送孟姐下楼,提醒她大雷的状况已经可以出院,她终于能把儿子接回家了。但是孟姐一边往外走,一边摇头,那样子好像要甩掉我。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有朝一日接儿子回家,才把他转到我们医院吗?我下了多大功夫,给他做全国最专业的治疗,才令他变回了人样。”孟姐说:“这我知道,所以把他放在你这才更踏实,我这年纪承受不住惊吓了,再说他的自理状况我也没法照顾。”

眼见孟姐走到楼外,我像要抓住煮熟的鸭子一样,有些气急败坏。我说:“该出院的病人,家属有义务接走,医院不是服务机构,更不能管他一辈子。”孟姐在楼门前的阴影下停住,身上伤口随之被勾出清晰轮廓。她转身看着我说:“再容我些时间好吗?我怎么会一辈子把他放在这。”喘息中,空气里可闻到一股焦味,令鼻子里像是火燎一样。我知道孟姐已失去重新开始生活的可能,不管她是否接回儿子。然而照看病人越久,我的得失心也就越重。我说:“你应该清楚,自打决定把他从山里接出来,你迟早要面对这一天。”孟姐后退一步,把自己暴晒在楼外,她说:“那你能否向我证明,他已经可以适应社会生活,并且不会再伤害身边的人了。”我说:“这我哪儿证明得了?”

孟姐走后,我如同一个被强制退货的售后人员,不仅感到意外和沮丧,甚至还怨恨起她。就连下午出门诊接待病人,我都有些心不在焉。可是我要为自己说两句话,大雷是我最有望出院的病人,我没想到孟姐会拒绝接走自己的儿子,而且还让我给她做什么证明,这是对我专业能力的质疑。

我们医院之所以远近闻名,主要就在于医生的业务水平高。由于院区占了回迁房的地,开发商为了补偿拆迁户,许诺为本地村民安排工作。所以医院里的大夫、护士和护工其实就是附近的村民,很多还是沾亲带故。而科主任,也是我的导师,他之前是这片儿的协警,主抓赌博和嫖娼。如今他在病房管精神病人,总觉得有些跌份儿,油水也没有了。我是本院唯一有执照的大夫,可是我写的病例他从来不审,他说我给病人开的药量太少,而且缺乏临床经验。于是我被排了很多夜班,晚上我会听见水房里彻夜在哗哗作响,后来才知道这儿的护士用病人给自己家洗窗帘和被罩,他们可以乖乖地洗到天亮。还有大夫命令病人互扇耳光,美其名曰学习自我管理,这样他们好去打牌,或者干点儿别的放松一下。如此一来我能管的人只有大雷了,我盼着他能早日出院,导师和同行也能对我高看一眼。

不过我的导师是个斜眼儿,每次我都要跟着他一起发药。因为他两只眼睛可以分开,所以有时候你以为他在看病人,其实他在看你。有时候他明明面冲着你讲话,其实是在给病人治病。我替他给病人发药,他们排队走到我们面前,吃下去还要把手摊开给导师看,或者把嘴掰开用手电筒照,或者原地蹦高。如果谁身上有药掉出来,那他可就惨了,不仅没有烟抽,还要加大药量。有时即便遇到正常服药的病人,导师也会罚他。我说导师您眼神儿真好,我怎么就看不出问题来?导师说,其实我也看不出谁没吃药,甚至病人是否需要调药也不重要。我这样做是让他们知道,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后来我陪导师上厕所,把辞职信交给他,当时他的手正在忙活,没有空接。也可能是眼睛看不见。我只好把信塞进他白大褂兜里,告诉他我不干了。导师虽然眼睛不好,耳朵还是清醒的,他问你怎么干不了?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我说不是干不了,是不干了。导师把脸扭向我,其实他是在瞄准前面,这样才能尿对地方。可是有张脸对着我,我就尿不出来了,只好憋着。憋着憋着,干脆解释起来,我治过的病人没一个能康复回家的,除了这身子肉,我什么也没得到,再和这帮病人耗下去我这辈子就完了。康复回家?导师一边抖着下面一边咧嘴乐,尿全滴到鞋上。他说即便是那些出院的“精分”,也要终身服药。我从来不对病人说,你已经康复了,你可以停药了。

我想起辞职信上写的话,告诉导师当初之所以干精神科,是因为我对人的内心有兴趣。这些走投无路的家伙信任我能帮助他们,我也靠他们来完善自己。如今我只能像在饲养场喂鸡一样治病,眼瞅他们越吃越傻,也不和我说话。就连被体罚也没有反应,那我到底是在治人,还是在害人?

你想让他们反应什么?病人的嘴是用来吃药,不是用来说话的。导师继续抖着,尿居然抖到了唇边,他的脸有点不好看了。小子,你是给我当大夫,还是给病人当妈来了?导师抖完之后把手伸进兜里,拿出我的辞职信,还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既然你这么不想在本院发药,我正好有个农疗基地的项目缺人手。你没有家庭负担,不如把这活接了。导师把那张沾了尿的辞职信还给我,我看到上面写有地址。“房子已经租好,期限是一年,我等你的报告。你可以挑个病人住进去,不过他必须符合出院标准,家属也要签字同意。另外你出了医院就和这里无关,一切后果由你个人承担责任。”

“可我已经写了辞职信。”我一边说着,一边把信放回自己兜里。

“辞职?这么大有赚头的项目,你不会的。”导师面向小便池,这时他是在看我。“就算我接受辞职,可你不干精神科大夫,又能干什么?精神病人都是现实社会的失败者,他们就是因为不堪重负才来找你。如果你也是失败者,那就和他们一样,乖乖地回来,我会给你留好位置。”

我立即和孟姐见了个面,在一家面馆里。我叫了两碗猪排面,这是我认为最好吃的食物。她以为我又为接大雷回家的事,显得有些拘谨,面端上来也不吃。接着我见她脖子上挂着银质的释迦摩尼佛头,问她什么时候信佛了?她下意识地用衣领遮掩,淡淡地说是现求的,为大雷回家做做准备。我才意识到她要时间是做什么,于是也不想再令她煎熬。我告诉她,大雷办完出院手续可以先不回家,而是作为实验对象,跟我去一个康复基地。你每周照旧能看他两次,周三和周日。孟姐用手按住脖子上的佛头,像在还愿。他能跟你走真是太好了。她这个反应令我食欲全无,要让我说,现在令大雷不能回家的人反而是她自己。孟姐,恕我直言,一个人如果有家不能回,住在哪里都是监狱。孟姐说,可我每到晚上一想起他的脸,想起他和我住同一个地方,我就会彻夜失眠,大把大把掉头发。我没再言语,写下地址后告诉她,欢迎你去那里看大雷做实验。

至于另外两个对象,其中一个是位少爷。他个子挺高,长一张瓦刀脸,留披肩发,一副永睡不醒的模样,面孔褶皱得像烂菜叶子。少爷16岁考下托福,后来拿到绿卡,父亲是全美顶级汽车设计师,GM公司技术总监,七十多岁老头领导一批美国科学家。由于母亲的遗传,少爷大学期间发作迫害妄想症,总听见FBI的声音要抓捕自己。父亲说你那声音都是假的,并要求他在美国的精神科医院住院,否则就断掉生活费,甚至是父子关系。可是少爷情愿流浪,他放弃名牌大学的学业,每月拿着父亲交的四百美元失业金,开一辆破雪佛兰流浪。少爷平时住在车里,饿了就去超市买一美元一堆的烂水果放后备箱,从东海岸逃到西海岸。就这样流浪十年后,终于他说FBI已经给我定位,就要拿仪器控制我了,爸求你让我回国吧。老人想到祖国已经强大,而且还有强制治疗,立即把他押回北京,救护车把人从机场直接拉回精神病院。在我的病房,少爷整天都在讲述自己周游的经历,讲述FBI怎么监视他。他的见识比我这个大夫还要多,而且精通多国语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你也不知道他讲的哪部分是真,哪部分是假。

另一位实验对象是个老大哥。他脸是扁平的,两眼间距过远,嘴巴还有点地包天。尽管身板结实,性格却很懦弱。如果走在街上被电动车碰到,他反而会先给对方鞠躬。老大哥一直在他的世界里自得其乐,虽然很少说话,不过内心丰富。他总会无缘无故地很愉悦地笑,对于这种表现,我知道肯定是有症状了。可是如果我问他笑什么,他就回答别问了,不能说。老大哥没有工作,家人也不管他,但是在幻听里,他有一个贤惠的老婆,两人小日子过得还挺不错,这令我又担心又羡慕。我担心的是哪天他突然正常了,不得不从这场梦里醒来。

三个病人都有幻听,家人也都同意他们去农疗基地。我挑选这三位做实验,是出于对他们出院后的生活不放心,同时多少有些朋友的情分,当然最重要是他们都多次问过我,什么时候才能停药。我的目的是教会他们控制药量、独立生活,一年后回家别再被赶出来。我告诉他们,既然出了医院,你们不是病人,我也不是大夫。这一年里你们要跟着我改造思想,见识社会,我只把你们当正常人看。我讲完后,他们没有反应,我只好笑着点头,他们也学我,笑着点头,算是答应。

农疗基地坐落在郊外,西边是别墅区,叫阿根廷庄园,住有国际友人,草坪可延绵到主干道边。东边则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回迁房,粗陋、崭新,却也姿态耸立。我们的院子被很多宅基地夹在中间。这里虽然残旧、污黑,贵在一应俱全,牛棚、猪圈、茅坑,红色大门,中央还有一口枯井。房主是个朴实的庄稼人,黑。他看我们四人,像在动物园里看到了狮子狗。他说这附近住着都是使馆人员,还有很多国际学校和回迁户,总之非富即贵,你们要维护好稳定的环境,别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我这才知道他把我们当成坏人,我回头看看他们仨,感觉面相确实不好,而且四个男人住在一起,也不是寻常情况。我回答他,我们是来忆苦思甜、接受教育的,轻易不出大门。房主嘬起牙花子笑,又说宅基地起租期都是十年,你一年一租,我嫌麻烦。我明白他嫌钱少,于是用起对付病人的招数,发烟但不搭茬。房主舔了舔烟,耷着眼皮,又提醒我,这院子还没有煤转电,入冬时要烧火炕。我说四个男人挤在一张火炕上?房主说,不愿意挤滚蛋。考虑到带着三个病人换地方不太方便,而且这又是导师那个孙子安排的,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由于房屋很矮,我们进去只能跪着或者躺着,所以把一切安顿妥当后,大伙在院子里,紧闭红色大门,坐地上开起内部会议。我说为了便于你们更好融入社会,房租和伙食费,需要大伙均摊(其实房租导师已经垫付,可我总要有个专项基金吧)。他们没人反对,因为家里为了不让他们回去,花多少钱都愿意。

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有“始动性缺乏”的表现,社交能力衰退的同时,人也跟着变得行为懒散、情感淡漠。如果我不督促他们,这些实验对象能像木乃伊一样躺上一天。为此我要制定系统的治疗计划。既然是农疗,项目里免不了要有翻地种菜、修缮房屋、洗衣做饭和晚汇报,此外必须由我带队才能出门。大雷闷头不语,听见说话才看我一眼,老大哥依旧和老婆聊天,只有少爷举手反对。他说既然你让我们以正常人状态生活,可是照你的安排,这和在医院有什么分别。我说你闭嘴。少爷说凭什么要我闭嘴,既然我交钱了,在美国我就是纳税人,是有投票权的公民。除非你说服我,否则我要去过真正自由的生活。我说你去吧,出去就让FBI把你抓起来。然后他就老实了。

精神病人最怕无事可做,为了他们好,只要出门我就要找根绳子捆在每个人身上,另一头系到自己腰间,这样走上街就不怕他们逃跑了。不过由于我们想去的方向不一致,几根绳子缠成死结是常有的事,有时彼此甚至会撞得鼻青脸肿。终于我们学会了肩并着肩,用小碎步走路,我在中间,他们像是我的仆从围在四周。后来我们在路上撞见一中年妇女遛狗也是这个阵型。至于减药之后的效果如何,我不好评判,总之有一次出去吃饭,结账时谁也没有掏钱的意思。此外他们还成功地把ATM机里吐出的假币花了出去。这些我都写在了报告上,证明我的治疗找对了路子。

不接触社会时,大雷喜欢读书,写读书笔记,他还不知从哪捡来废报纸,用黑色粉笔在上面写字。每张报纸还只写一个字,贴得满院墙都是,像在打补丁。而少爷每天都要问我,FBI是否会找到这里。我告诉他,这是中国首都,他们没有引渡条约,只要你不出去,没人能带走你。要让我说,这三人里只有老大哥还算正常,无论别人怎么折腾,他好像被一个桶,或者被孙悟空画的圈给罩住了。只会和自己老婆说话。不过问题是,我们也要承认他老婆是存在的。比如吃饭时也要给她留个位子,添一双碗筷。白天这倒是没有问题,可到了夜晚,四个男人挤在一张火炕上,他那老婆再贤惠你也不想看见。

当然最令我担心的还是睡着以后,大雷会不会砍我,毕竟他有实战经验,半夜动手我是没有生还机会的。可既然要以常人相待,我就不能把菜刀收起来。为此我选择睡在火炕外侧,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立刻就能爬到院子里去。有一次大雷想要尿尿,我只好也从火炕爬下来,再跟着他爬到屋门口。这时我们看到银色月光洒向院子,一时忘记站起来。

大雷说,爬在地上的感觉真舒服。

我说,深有同感。

大雷问我,妈妈说,我是不是正常人,你说了算?

我说,岂敢岂敢。

他说,那就是你不让我回家了?

我没敢回答。

他又问,到底什么才算是正常人?

老实讲,我跟他们在一起久了,对这个问题也没多大把握。我只能告诉他,如果你想回家的话,让干吗干吗就对了。

周末,孟姐坐长途车来看儿子,见她走进红色大门,我也跟着兴奋,因为这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外人,她将看到大雷的实验成果。进门后孟姐先对着满院的报纸和大字驻足观看,脸上带出不悦的微笑。随后我把她请到牛棚旁,喊大雷端面。那天他穿一件灰色中山装,头发往上梳起,胡子也刮干净,显得胖了不少。我告诉孟姐,这可是大雷亲手做的猪排面,尝尝比起上次那家如何。看着不再穿病号服的儿子,恢复成昔日的模样,孟姐有点犯怵,小口咬着面。我们四人在她身旁把面吸溜进嘴里,还拉得很长,像是长了白胡子。大雷说,妈妈你别害怕,我已经变正常了。我读了很多历史和哲学的书,还有诗歌,还把它们写到墙上。孟姐低头,一边嚼着,一边听着。大雷说,有天我看到一本书里写着父亲的材料,那上面有你的名字,还有我的名字。孟姐捂住嘴,气管猛烈咳嗽,她赶忙把面条咬断。适时地,院里刮起风,筷子掉到地上,她说我该走了。

这里不错,乌托邦嘛。走出院子,孟姐对我说。大雷这病是父亲遗传,加上儿时受过刺激,说到底还是我们的错。

我说,孟姐心别太重,等他在这里改造好了,很快就能重新做人。

改造好了?他整天读那种书能改造好吗?孟姐问我。

我说,他想读什么都可以,这说明自我意识正在恢复。

孟姐又问,那他有没有坚持吃药?

我说,在控制。大雷癫癫痴痴的状态,就是拿药当吃饭以后,上瘾了。让他终身忍受精神类药品的副作用,会像掉进地狱般残酷。

孟姐还问,你看出大字报上写着什么吗?

我说,看出来了,写着“我想回家”。

孟姐说,他父亲生前也说过同样的话,是我没同意。

我没说什么。

孟姐还问,他再有幻听怎么办?

我告诉她,如果再出现要他杀你的声音,他会提前告诉你。

孟姐从包里又掏出一年的钱,交给我。

她说,什么时候他不看书了,再吃上一年的药,我接他回家。

我看了看手里的钱,问她,那他来农疗基地为的什么?你到底是想要他恢复正常,还是想在家里守着一个活死人?

孟姐说,我宁可要一个活死人。

为了能让大雷早日回家,我只好听从孟姐的要求,加大药量,并且禁止他看书。我也不断提醒自己,他们是实验对象,而我要完成导师的项目。为此我还要教会他们烤面包,带领他们向西餐进军。可是他们仨不知道真病还是装病,好像认定需要农疗的人是我,这一疗程下来越干越懒,我倒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连附近农户都投来敬佩眼神。这里最爱偷奸耍滑的人就是少爷,老大哥悄悄告诉我,过惯了资本主义生活的他,总趁我不注意,溜出院子看电影、买黄盘和洋烟洋酒回来,还不懂得分享。某天少爷又不干活,蹲在地上冲着红色大门发愣。

我问他,你又想跑到哪儿去?

他说不跑了,没钱。接着他反问我,为什么大雷非要回家?即便那个家只有他和他妈俩人,也已经容不下他了。

我说,被接回家是每个病人的心愿。

少爷没有绷住,咧嘴笑了,却没往下说。这帮病人很贼,知道我是大夫,讲话习惯隐瞒最关键的部分。

他把嘴岔子收起来。又说,在外面我没有语言的界限,没有钱的界限,我可以不停地走,不停说话。可是一看见你,我就想起自己是个病人,待在这里我只有不停地劳改、被监视、被告发,根本没有真正的交流,我感觉整个人都枯竭了。他还问,到底是我们需要治病,还是你更需要治病?

我听后非常震惊,一个精神病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证明我的农疗实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导师说不定还会为我申请个基金或者奖项呢。

我再问他,你就不想早点回家吗?

他摇头说,我回家只为一件事,我爸有一千万美金,加上别墅,将来都给我。

我一听聊到这里,四下看看,凑更近了。

他说,你就盼着我爸早点死,将来你做我监护人吧,咱俩去美国继承遗产,住在别墅里享受人生,还烤什么面包?

我也蹲下来,捅了捅他。说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他说,我听见我爸告诉我的。

我又问,你爸不是在美国吗?你也没手机啊。

他说,你别管了,总之我将来会有很多钱。他发脑电波告诉我了。

孟姐在电话里说,周末想接大雷回家住,前提是由我陪同。我就此请示导师,好歹从前我是科里的主治医,如今却有越混越差的嫌疑,还上门服务了。导师说,干吗不去?我被哈佛邀请参加学术交流,这个农疗实验全中国也没有,弄不好你就成先驱了,弄好了我给你办到哈佛来进修。挂上电话后,我身体抑制不住地发抖,喂了自己两片镇静药后,才克制住情绪。弄不好我就成先驱了?弄好了我去哈佛进修?那到底让不让我弄好?这话就像导师分开的两只眼睛,另外哈佛请导师去交流,难道哈佛眼睛也分开了?这时我暗自后悔,忘问导师到底是哪个哈佛了。因为听他的口气跟说哈尔滨没什么区别。但是管他呢,连少爷都能给自己弄点盼头,我为什么就不能想想自己去哈佛,想想我被全球医疗专家和媒体关注,甚至想想即将解决的个人问题,还包括光宗耀祖。我走到院子,在东西厢房来回测量,盘算着如何搭建新房、增加床位,等到这里住进更多病人,我就能光明正大地挂牌收费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只好背上一书包药,带领大雷回家,把少爷和老大哥锁在家里。还好我们只需要系一条绳子,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像是拔河一样走在路上。尽管方向和步伐一致,却总隔着一段距离。阳光透过棉絮状的云片,照得大地时晦时明,大雷则按照我的口令,向左或者向右。对于回家这件事,他并没有特别高兴,脸上反而显出阴沉。因为吃的药量有点大,他这两天无法排便,此外还出现翻白眼和角弓反张等副作用,令躯干和四肢只能扭转性运动,走起路还真有点儿活死人的意思。

孟姐把我们指向一个全新的小区,到达时她正在楼下等候。可是大雷已经认不出她了,他甚至还背对楼门,抱住一棵树就是不肯进去。

我问大雷,你不是一直盼着回家吗?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为什么不进去?

大雷说,这里不是我的家,我没住过这里。

孟姐说,这是新华社分的新房,大雷同学都当上社领导了,以他的年资也足够分一套下来。她对着我解释,显然并不指望儿子能听得懂。

这时就需要我拿出专业技能了,我掏出一颗烟,点燃后放在大雷眼前。我问他,想抽吗?他直勾勾地盯着烟,说想抽。我像举着骨头,把狗逗进笼子里一样,一边后退一边领大雷进屋。想见妈妈吗?我又问。他说想见妈妈。可是哪怕他从孟姐身前擦肩而过,也没有看她一眼。

孟姐的家里飘着油漆与实木味道,甜香扑鼻。可是从家具的码放和整洁程度上,却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甚至连每个物件的位置,都被精心设定好,形成完美而别扭的角度。我们直接走到餐厅,孟姐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还有红酒。我先要给大雷喂药,坐好后,看着盘中工工整整的菜,轮到我不敢轻举妄动。孟姐穿了一身灰色运动套装,看着年轻不少,可能是灯光作用,那些刀口变得若隐若现。

这回尝尝我的手艺,可能早就生疏了,孟姐说,平日一个人的菜没法做。

接着孟姐给大雷夹菜,她终于不用拿看病人的眼神去观察他了,她是在看儿子。我很想把这一刻拍下来,让导师见到我的实验成果,还想拿到哈佛展示给全世界专家去分析。

我说,孟姐您家真大,一个人确实住不过来,现在好了,大雷回来了。

大雷没有反应,他呈现出服药后典型的肌肉僵硬、面部呆板的困倦状态。

您不知道吧,大雷会烤面包了,将来您让他给您做一次,外焦里酥,很有法式餐厅的意思。连我也意识到,自己像在推销被退货的产品,可我就是停不下来。

等下次吧,孟姐说,声音极轻,也极为肯定。

我挤了挤眼,连忙解释,孟姐你别介意,大雷刚才没认出您,那是加大药量的正常反应。等你们相处久了,我敢保证,他的眼里只有你。

没认出来好,孟姐说,他一辈子认不出我都可以,下次再有幻听让他砍我,就不会冲我来了。

暖色灯光下,她脸上生出威严,看了看我,示意喝酒。我们碰了一杯。

把你当作自家兄弟才这么讲,孟姐说,这些年我总能听到有人说,一百来刀都没被砍死,她命真大。

我下意识地低头,因为自己心里也曾有过这个想法。

孟姐对我笑笑。你不知道,大雷一从山里转进你们医院,我这心愿就算达成了。本来我回家准备自杀来着,不想活了。

我抬起头。此刻大雷正在吃孟姐夹到碗里的饭,他好像被一个桶,或者孙悟空画的圈给罩住了,丝毫意识不到我们在谈论他。

孟姐抿了一口酒,用微微发颤的手捂着嘴,吸了吸鼻子。

我对着镜子想割破自己的动脉,竟然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我的全身都是刀疤。后来我想明白,我就是命大,我不能死。

孟姐点开手机,放到我的饭碗旁边。

她问,看过那条新闻吗?有个“精分”患者怀疑老婆出轨,妈妈察觉到异常,把儿媳妇提前劝回娘家躲几天,晚上却被儿子把整个肚子砍烂。

我说我没看过。大雷现在特别听话,并且手无缚鸡之力。连续吃药令他两手发抖,别说拿刀了,就连筷子都使不好。你不会是怀疑我们农疗基地的专业性吧。

孟姐给自己倒上满满一杯红酒。恰恰相反,上次在你们基地里见到大雷,我当即决定把他永远留在那院子里。我可以被别人杀死,但不能是他,那样他会比现在更痛苦。而且没有我,你指望他能活多久?

我盯着快要溢出的酒,杯上映出我们三人的脸,灰暗、变形,融成一片。

我说孟姐,我一直相信母爱才是儿子抵挡一切的药,也是他最后的治疗方案。

她早已到了要人照顾的年纪,然而这个陌生的儿子却需要她去照顾他一辈子。这是她死里逃生后求来的结果。可我只能使上这一招,还有什么能压得住一个当妈的?

孟姐一口气把那杯红酒灌进嘴里,酒水从她嘴角处流出来,流到下巴和脖子上。我随之看到那一道道深壑般的疤痕,像是熔岩在涌动。

我还是把大雷给带回来了,并且在路上扔掉了那包药。那天算是不辞而别,我可不想还没有病人出院呢,又逼疯一个。回来后我比从前现实多了,除了烤面包吃,我不再要求他们吃药、劳动和外出。至于那个哈佛,我怀疑导师是怕我撂挑子,或者纯粹就是拿我开涮。倒是总溜出去的少爷建议,我们可以打开红色院门,把面包卖到外面。我觉得这办法既能回笼资金,还能让病人看到自己的成果被社会接受,算是最好的康复项目。可我们的面包总是烤糊,粗糙得像是一块海绵抹布,再说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没想到少爷联系了别墅区国际学校,校方听说我们是精神病面包师,答应派专车来接我们进校,让孩子们现场认购。

一听要卖面包给外国人,我又振作起来,求他们抓紧烤制面包。由于掌握不好烤箱温度,院子里升起墨汁色的浓烟。看见的知道这是烤面包,看不见的会以为是在烧砖或者烧秸秆。反正都一个味。这时的大雷,自我意识有了些复苏,让他在丧失目标之后,盲目且主动地干活,别说是精神病人,换成普通人也难接受。何况如果连家都回不去,接触社会就是痴人说梦。这期间我多次发信息给孟姐,但没有一次能得到回复。有一次她终于打来电话,通知我要去外地出差,半个月无法来看大雷。至于上次的不辞而别,我们谁也没有提起。

去国际学校前一天,大雷的面包忘记加核桃和葡萄干了。

我告诉他,孟姐有事情要忙,暂时不能看你了。

哦,妈妈不能看我了。大雷说,我知道杀妈妈不对,但当时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说,我会继续联系孟姐。你住山里时她都没放弃过,哪有现在不管的道理?

大雷把面包扔到地上。他说,我了解妈妈,她不想让你回家,问多少次也不能回。再说,家人不要我们是正常的,在病房里谁不是这样呢。我只想能见到她。

少爷和老大哥虽没抬头,可我知道他们听着呢。

我说,只管做好你的面包,我保证你可以见到她。

我弯身去捡那块本来烤得不错的面包,可惜那上面沾满泥土,没法吃了。

国际学校派车来的那天,我再次穿上精神科的白大褂,却是用它来扮演厨师。我们这次出门不用系绳子了,而是和面包一起被关进押运车,车窗很小,上有铁丝。少爷非常恐惧,不管我如何解释,都认定是FBI来抓自己。他躲到车厢角落,像是要被拉上刑场。老大哥的老婆饿了,他想拿个面包垫肚子,却被大雷叫住。大雷紧抱面包筐,他说这是我给妈妈做的。我说面包还有的是,你别给我挤坏了。接着车身开始不断转弯,我们无法控制身体,四个人被迫撞到一起。少爷说,FBI开车就是这么猛!我说咱不是一直想和社会接轨吗?现在机会来了,而且还是国际社会,咱们要表现得像个正常人。老大哥问,哪个正常人整天想要和社会接轨?我看着他说,再废话我就把你老婆赶下车。这时我感觉到车忽然减速,还听见外国司机讲话。我问少爷,他们是不是要搞个欢迎仪式?少爷告诉我,他们在说,尽快把这几个白痴打发回去。我说,你这肯定是幻听。

车开进国际学校,经过安检、除菌和测体温等程序后,我们低着头、排成纵队,被一个穿黑色制服的大肚子保安,带进教学楼大堂。保安的绿眼睛紧盯着我,对我不停地讲着什么,我使劲笑,却没听懂。少爷说,他让我们只能在圈定的区域卖面包,不许走出范围。我对着保安一顿点头,他友好且用力地拍了我的左肩。

很快从楼梯上走下来很多金发碧眼的孩子,小家伙们自觉地排好队,冲我们一个劲儿眨眼睛。少爷被很多小孩团团围住,一时忘记害怕,却显得措手不及。他一再用英语问每个人要多少面包,生怕自己搞错了。大雷负责打包装,老大哥收钱。那些小孩个个生得洁白无瑕,脸上散发漂亮光晕,接过面包那一刻,还懂得郑重道谢,声音悦耳,笑容令人心头震动。不过我注意到,他们毫不忌惮地打量着我们的脸。不用少爷翻译我也能懂,这是想在我们身上看出精神病人到底哪儿不正常。我还瞥见,绿眼睛保安正双手背后,握有警棍,他如临大敌的脸上,肌肉也硬邦邦的。这时连我都忘记什么举动才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了。一切在热烈又冷漠的气氛中,进行得井然有序。

眼见面包要卖完了,我一直提着的心才算落下。保安用手势催我们出去。这时我却发现,大雷眼中射出白光,他抓着最后一个面包,抱进怀里不肯撒手。那个棕发女孩,一脸错愕,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大哥说,你快给人家,小姑娘钱都交了。我这才想起,忘了给大雷留一个面包送孟姐。保安把女孩挡住,用绿眼睛询问我们,他到底怎么回事。我把手伸向面包,另一只手把他肩膀向后推,大雷转身背对众人。少爷说,快让老大哥把钱退给人家吧。我说千万别,这是国际贸易,你不懂。我改用胳膊搂住大雷脖子,告诉他,孟姐不会来吃你的面包了。你卖面包也不是为了别人,是为自己。像是接收到密码一样,大雷缓缓松开了手,他眼里的那片光亮也随之熄灭。我把已经皱巴的面包递给保安。他一脸严肃地看了看我,接到手里。

我们再次排成纵队,跟在司机身后走出教学楼,押运车的后门早已打开。这时我看到之前卖给孩子的面包,已经全部堆在垃圾区,落成山字形。我看到保安正向那边走,把手里那个皱巴巴的面包也扔进去。我越走越慢,落到队伍最后。

当保安的绿眼睛再次和我对上,我不由自主地偏离队伍,迈腿走向垃圾区。保安迎面向我喊着什么,我并没有停下,接着司机也追上我,和保安一起阻拦。因为我比他们还胖,两人推起来有些吃力。我说,你们把那个面包还给我,钱我不要了。他们可能没听懂我的话,也可能听懂了,却更坚决地把我往外推。我用力指向垃圾区,指向被大雷抓皱的面包,却被越推越远。

在全校的孩子和我三个病人面前,我们像是摔跤手一样扭抱成肉轱辘,动作甚至有些暧昧。终于我听懂他们喊出了“Get out! Asshole!”,我则回以“我操你大爷的!”

后来记不清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把面包还给了我,并用力地指向车门,请我上车。车门关上后,透过铁窗,我看到孩子们仍在望着我们。我把面包扔进大雷怀里,他并不看我,只是两眼失神,面肌微微痉挛。这次车厢里显得很空,我们分坐在四个把角,什么话也没有说。车身再次拐弯时,那个面包滑落到我脚边。

回去之后,见不到孟姐的大雷,间歇性幻听加剧。不仅青光眼加剧,脚也一直在抖,并且不论我拿多少烟诱导,他都不和我讲话。可我能观察到,每次面对幻听,大雷都在尽全力抵抗。有时他会说,你不要跟我讲话了,我不听你的!或者,你他妈给我滚开!我就不自杀,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只好带大雷坐车,回本院开药。我们身穿风衣,头戴礼帽,一前一后走进医院大门。仿佛衣锦还乡。

在院区的空场,很多病友在晒太阳,像是被吃掉的棋子般散落。大雷跟着我,在病房楼门口,驻足观看。我点了根烟,对他说,你现在是正常人,是自由人了,恢复自我意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们却不可以。我深吸一口烟,又满足地呼出去,也给他点一根,问他,你在想什么?说说。冷,大雷把烟从嘴上拿开。我紧紧眉头,没听明白,于是转头看他。冷?我问。冷,大雷指着自己,我大衣里什么也没穿。我把烟狠狠踩灭,转身进科。

由于导师去哈佛进修去,我不愿逗留太久,农疗基地的事,科里大夫们都知道了。在我改造病人思想、带领病人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们却还在医院体罚病人,用病人替自己洗衣做饭。真见了面,彼此不免有些尴尬。想到得罪他们,指不定哪天绩效奖金和补助就被分了,我只应付几句后,带大雷赶紧出来。

在病区里有很多空床,轻病人把床一挂,自己带着药回家了。我们走着走着,身后忽然有女病人,光着身子,在楼道裸奔,引来众人围观。很多大夫还专门跑到这层观察。女病人在环形走廊,迎面跑来时,我看出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还拿过影后,我甚至还是她的粉丝。望着她跑远的背影,我对大雷说,看你现在有多正常,我们回去吧。

但是大雷并没有动。他说,大夫,我不走了,我想留在这里吃药。那个声音像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但是吃完药就没有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听见了。

身边几个大夫,听到大雷的话,连影后都不看了,目光对准我们。

我说,你不想做面包给你妈妈吃了?不想回家了?

他说,我放弃了,我们这种人配不上美好的东西。你让我留在医院,她兴许还能来看看我。和你回到院子,无论我看起来多像一个常人,她都不会把我带走。

那些大夫看向我,我一时没有讲出话来。

此刻女影后已经在跑第二轮了,她再次从我们面前擦身而过时,大雷也把风衣脱下,把礼帽摘下,他很快追了上去。

两个人一起光脚跑了起来,步伐有力,甚至有些默契。地面被震出响动。

尽管他们身上,满是针眼和不明的伤口。

我看到大雷跑得无比畅快、自在,姿态也比我编的早操,好看多了。

大雷离开之后,我决定把烤好的面包摆到院门口卖,可是村民像是知道了什么,附近一下子少了很多人。然而我们的红色铁门总会被喷上白色的“滚”字,或者是大叉子。想要清洗这些字非常费劲,我和少爷、老大哥必须一早就起床,紧贴铁门,仰着头、垫着脚,把那些字一个笔画一个笔画地擦掉。有的笔画还需要我踩个凳子,我可以闻见那上面刺鼻的油漆味道,有时候闻着闻着,还会被熏出眼泪来。可是只要我们一回院里,很快又有更大更多的标语喷上去。至于面包,我以为村民们会像在国际学校那样蜂拥而至,毕竟这是经过国际考验的面包。实际上我们连半个也没卖出去,倒是引来一队穿灰制服戴大檐帽的人,他们把面包拿在手里,却盯着我们看。少爷说,这些人眼珠恨不能顶到脑门上,且个个像冰面一样冷酷发光,肯定是FBI。接着他们问我,你的面包为什么这么脏?见我没有回答,面包一个个被抛到天上,然后像是止住的喷泉一样,在半空定了片刻,又纷纷坠下,砸到我们身上。我们弯身把面包一一捡起,我告诉少爷,他们不是FBI。

很快,不知从哪开来一辆像装甲车似的越野车,堵住红色院门。我看到是房主和车主们走到我面前。

房主说,你这人太坏了,让精神病人住俺的院子。

我说,不是想故意骗你,你当初也没问啊。

房主说,呸!这院子俺不租了,晦气。为这一年的钱,俺在村里都没法立足了,以后这里就更租不出去了。

我说,我有合同。

这时候几个跑车车主,围了过来,推搡起我。其中一位车主身穿紧身背心,黑色但被肚子撑得近乎透明,肢体上还佩戴多条金链,并纹有皮皮虾一样的图案。他说,就你有合同?我还有购房合同呢。这一带的别墅区从价格到配套,全部跟国际接轨。不能让你他妈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赔钱!我有点儿蒙,因为按照人家这个逻辑,也确实不无道理。我又想起孙子导师说过,出了事由我一人承担。双方正在僵持,少爷忽然朝前挪步,走向那辆美国进口的福特越野车。那辆车很高大,停在院门处不动都会令人感到憋气。在所有人面前,少爷把脑袋紧挨车头,像在嗅着什么,随后他又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绕着车身走了一圈,停在巨大的排气孔后面。我记起少爷父亲在美国是一名汽车设计师,却并不懂他这是在干什么,我想在场的人同样也不会懂。

当他把车门拉开,一条腿要伸进去时,那些车主走过去把他拽了出来,像抖落床单一样,把他甩到菜地上,拖起来打。在人堆里,我只能看见少爷的一条胳膊伸了出来。老大哥忘记了自己的老婆,他拿面包使劲砸那些车主,却被人把双臂架起来,撅起屁股,跪在地上。黄昏下,院子里满是沙土,惨叫和骂声混作一团。我看着少爷的胳膊笔直地伸向越野车,看着老大哥的头被人踹了好几脚,却像石头一样坚硬,死活不肯低下。而我早被吓得动弹不得,全身发木,我希望天赶紧黑下来,这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房主斜着眼睛看我,又啐了一口吐沫。

次日,少爷和老大哥起得比我还早,他们耐心地坐在屋门口,像是等待指令。我却不再走出院子,也不再卖面包或者清洗大门。我告诉他们我要修葺屋顶,他们负责把弄乱的院子打扫干净。他们没有理我,我只好自己搬来梯子往房顶上爬,那上面的瓦片很多已经起翘和错位,我像壁虎一样,小心地摊平身体,找到掀起来的瓦片,用黏合剂将它们一一黏合。这时我听到动静,还有脚步声,回头发现梯子居然没了。我扭头向下探,看见是少爷和老大哥把梯子搬走了。他们俩一起打开院门,一起走出去。我远远地望见院门口,老大哥向左走,少爷向右走,他们头也不回地去往各自的路,我没有叫住他们。

屋顶下面是没人收拾的菜地、搭了一半的新病房,还有七零八散的面包。显得凌乱而空荡。我意识到我只能往下跳,问题是以何种姿势。后来那个姿势虽然不太好看,却还算安全,落地的时候,我只断了一条腿。

当晚民警同志告诉我,少爷在机场高速路上顶风狂奔,和汽车赛跑。很多司机还看到他忽然停下来,朝西方跪下,任凭汽车擦着自己身体开过去。少爷像什么也看不见一样,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并且一直没站起来。

我告诉民警同志,那是幻听命令他这样做的。

民警说,你为什么不看着他?这种病人放出来会对社会造成危险!

我说,即便是精神病人,言行也有他自己的逻辑,只是我们不懂罢了。

民警又说,这个病人一直在讲英文,我们特意找了翻译,他说他要回美国。

他没有提FBI吗?我有些奇怪,这可是少爷最害怕的人,他就是为了躲FBI才回国的。

什么FBI?民警反问我,他有绿卡,我们正在联系他的家人接他回去。

他的家人,我说,他的家人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因为他再也不用怕FBI了。

夜里,我接到越洋电话,一个陌生声音告诉我,少爷的父亲去世了。家人想把他接回美国出席葬礼,并且讨论继承遗产的问题。我这才把少爷近来的一切举止联系起来,我说他很快就可以回去了。对方说,可惜他错过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我说,老人和儿子,应该已经见过面了,用他们之间的方式。

至于老大哥,我听说他自己买火车票回老家,又跟当地人发生过一些冲突,被打得脑袋缝了十多针,锁骨骨折,整个人都都变了形。于是他整天睡在煤棚里,因为出现了大量症状,也没有医院肯收留他。即便是这样,他也绝不回来。

某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在空病房里,四周忽明忽暗起来。一睁眼,窗外明澈刺目,再一睁眼,整间病房又灰暗无边。如同昼夜在瞬间交替。我迈出一步,发现亮的时候,眼前其实是令人窒息的惊涛飓浪。而暗下来后,却是遮天蔽日的灰色淤泥席卷而来。我把窗子关上,淤泥就往屋里渗,我往屋外跑,可是想到整个院区是个闭环,根本逃无可逃。我只能站在病房里,眼看淤泥吞噬自己。

某天我去药店买安眠药,在那遇到了孟姐。和最初一样,我喊她名字,她站在收费窗口前,背对着我不动。

还是在门口,我追上去,见她手里拿的全是抗精神病药副作用的药。

进出的人很多,孟姐只好和我站到一边。她把药拿到身前,不再遮掩。

她说,我把大雷送进另一家医院了,每周过去看他。

我对着那些药,轻点着头。我问,他还有症状么?

她说,自杀过一次,摸电门,电门没开,算是有惊无险。

孟姐说这些时,脸上并无过多表情。

她说,现在他除了不再开口讲话,其他一切都很好。不得不承认,我们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他待在病房,我过去看他。

我说,可惜你吃不到大雷烤的面包了。

孟姐忽然举起手里的药盒。她说,这是我要吃的药。她用力把药盒捏得变形。

为了能抢回院子,村民们使出各种绝招。尽管这里只剩下我一人,却并不能影响他们敲锣打鼓、放炮放狗。这样做似乎不单为了把病人吓跑,也能冲掉晦气。这令我想起欧洲教会时期,精神病人被看作恶魔附体的异己分子。他们的脑袋被扎进水缸里淹、被绑在椅子上烧,或者抱着圣经从崖上跳下去。可是现代精神医学走到今天,这里还是靠世俗的行为标准判定病人是否变态。然而看看这些村民,有人能说清到底谁是变态,谁是正常人吗?

我坐在院子中央,听到院门被撞击的声音越来越重,并且伴有石块飞了进来,落到菜地和雨搭上。一个石块砸中了我的头,血立刻布满我的眼前。我知道这次来的人比以往都多,于是把白大褂提前穿好,证明自己是一名医生。可是血不断地流到衣服上,很快我就不像个医生了。我的耳边也出现了错乱的声音,眼前一片模糊。

片刻宁静后,撞门声变成了敲门声。我站起来,踉踉跄跄地打开院门。看到是导师站在面前,接着乌央乌央的村民把我们围住。导师的眼睛这次没有分开,他对着我说,我不认识这个病人,带他去医院。于是村民们把我捆到了木板上,像是钉进棺材里一样,又把我抬起来。太阳光下,我在摇晃不定中,被高高举起,塞进救护车里。

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