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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春天的“非虚构” ——致敬“无数的人们”

我怎么会知道,2020年的春天是以这样的面目和我们相见。

2月10日早上7点,我坐在被红色警戒线封闭的17楼窗前,试图将这份所谓的创作谈推倒重来,我坐了3个小时,写不出任何一个字。我一遍遍认真数着窗外的人和车。三个、五个、七个……我希望数目多起来,我又担心数目多起来。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正在呼喊:少出门,勤洗手,戴口罩。是的,我终究坚信,数目一定会多起来的,多得我数也数不清,我的城市终究要被“车水马龙”这个词语形容。

如同我走进重症监护室,走进精神病院,为的只是走出来。这样想着,我把我的心安定下来,往时间的前面走。

2013年3月28日,我申请进入川城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成为一名义工。对于重症监护室,我曾经是隔膜的,或者说,我假装看不见。尽管我工作的护士学校隶属医院,重症监护室就在我身边。每天上下班路上,我低着头匆匆忙忙经过它,经过外科楼、手术楼。我不了解各科室职能,不了解临床一线的水深火热。医院里每天发生的生死救助、生死别离,仿佛和我没有关联。

然而有些东西必然逃不过。譬如衰老、疾病、死亡。我们一度以为它们只是属于别人,我们活在自己的“生”里。活得麻木、苟且,忘了“生”的背后还有一个“死”。

进入重症监护室,我真实地感觉到“生命”这一行动的艰难。冷汗淋漓向前,心力交瘁向前,我推着自己向前。历经死里逃生,历经九死一生,历经那些不眠的夜晚,它们填充我,我像个孕妇,产下死亡之外的东西:信念、坚守、救赎、还有爱。

那最终离世的人,我为他最后一次清洗脸,最后一次整理衣领。我把他送上平板车,陪伴他走向太平间。我握住他的手,最后一次把人间的体温传递给他。我爱他,他把我的死亡提前支取出来给我看。

2016年3月5日,我再次以一名义工身份进入另一重“生存现场”——川城精神康复中心。我每天上完课,骑40多分钟的电动车赶到这里。在这里,有将母亲的脑袋当苹果割下来的人,因为他耳边一直有个声音在指使他,苹果,苹果,割下它。有个17岁的孩子寻找一切机会外出,因为他要赶紧出去拯救世界。他说,这个世界不对,错了,都错了。

我曾经以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然而,他们就在我们中间,他们融合在无数个家庭和无数的人际网中,与我们血脉相连。在他们的病历本上,大多写着“无明显诱因导致精神异常”。我盯着病历看,想看到这背后的缝隙,想看到在今天的现实中,每个人在他的困厄里要如何面对,如何获得应有的尊严与平等。

在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在生命沉湖的最深处,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枝蔓相依,悲欢与共。在最深切的生命意义的体认上,我们终将皈依人类这个巨大的母体,与这个世界达成一致,更深入理解,并重新确立“生存”与“公平”的要义。

2013年至2018年,6年的时间,我在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扎下我的根。它们让我重新获得那些忠贞可靠的生活与生命的体认,我和所有人融合在一起。我成为无数个我,我是无数人们中的我。鲁迅先生说,无数的人们,无数的远方,都与我有关。

“无数的人们”是我的同路人,是我的唤醒者,是我的开拓者,不断开拓我的生命疆域。我和他们一起写下此时此刻的中国故事。

此时此刻,2020年的春天,我寻找着人世困顿里那一份力量和情深意长。我推开电脑,又一次坐到电视机前。我看到了“逆行者”,我看到了光。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长春……中国的夜空在点亮,“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看到了新生的孩子,他的哭声那么响亮。我还看到了对面阳台上,一个姑娘在阳光里,抱着她自己跳舞。

此时此刻,2020年春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进行我们自己的“非虚构”。当下的中国,行走在这片火热的赤地之上,我身经目见的,我感怀于心的,我醒觉开悟的“都是大地、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一部分”。我和“无数的人们”一道,在生活的跌宕起伏中心怀期待、走向远方。

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